故乡明月(373)

糜佑家和秦功珀他们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了明如星和方芳的想象。

他们的力量已经遍及整个皖南地区，核心是祁门、休宁、歙县一带。

他们采取的最基本的策略是平时分散居住训练，有事时快速集中，针对小股敌人打歼灭战。

每次行动最好不留活口，不留自己队伍的任何物证给敌人，缴获的枪支弹药，立即送到由铁匠和木匠组成的修理队进行改造，绝不原样使用，也绝不马上使用。

糜佑家作为行动总指挥，秦功珀作为武器装备保障和情报头子，不轻易参加具体行动，确保指挥不断线，运作不混乱。

日本鬼子当然不知道在他们眼皮低下的两个大商人的底细，时间长了似乎还把他们当成了「合作」的典范。

方芳要求明如星在这里找到合适的位置，以便发挥更好的作用。

打听细川健雄身份的事变得非常简单。

夏杏芳和方芳仔细聊了关于细川先生的事。

首先是姓名完全吻合，这个细川健雄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的也是中国语言文学，酷爱唐诗宋词。

平时无论是遂行翻译任务，还是游玩，都喜欢挎着他那架号称第二代佳能照相机。

特别是每次随长官到日军宣称的「大捷」、「事变」现场，他总是要不顾禁令，随手拍一些照片的。

而每次当着长官的面，他表现的和其他日军一样兴高采烈，可当他在暗室里冲洗这些照片的时候，总会为中国人民无端蒙受的苦难潸然泪下。

夏杏芳正是通过几次无意间遇见的这样的情形，知道细川先生的心迹的。

她开始从日常生活关注这个与其他魔鬼一样的日本兵大不相同的文邹邹的翻译官。

方芳和明如星商量后认为，他们直接同细川接触的时机并不成熟。

一方面，作为国际反战联盟成员，他们有他们的行事原则，那就是反对战争，但并不直接参与受害国的抵抗运动。

另一方面，既然日军内部已经发现他了，跟他接触不仅对他不利，也可能曝露我们自己。

他们决定还是请夏杏芳以现在的方式与他保持联系，但要把日军内部正在调查他的情况通报给他，提醒他注意自身安全。

明如星是真的觉得杭州的情报价值不如冉州来的更重要了。

这样的话，与日本人做生意的初衷完全丧失了，他决定完全从杭州撤离，不再给日本鬼子的「共荣圈」贡献力量了。

而且，秦功璠已经和小野寺建立起了稳定的情报来源，杭州方面真的有什么大的决策或行动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方芳当然是赞同丈夫的基本判断和下一步打算的，更支持明如星接受糜腊佳的邀请，只是她觉得11月3号的节日庆典是个做大文章的难得机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说服丈夫让自己在杭州再工作一阵子。

明如星现在回到冉州的地位是挺尴尬的。坊间传说他为了挣钱做生意和日本人打得火热，他自己不便解释，知道他的人，比如糜佑家、秦功珀他们，又不可能逢人就帮他解释，经过缜密的思考，他决定和方芳一起躲在幕后，在从经济上好好支持糜佑家和秦功珀的同时，当好他们的幕僚。

夏杏芳现在最急迫地是想找到一个能让细川先生揭露日军暴行的照片发挥作用的渠道。

本来，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可以刊登的。但是，越是近的媒体越容易引起日本占领当局对细川先生的怀疑，也更容易逼迫日军狗急跳墙。

经过反复地斟酌，方芳认为有必要和在媒体工作的糜腊佳和钟远山沟通一下，再做定夺。

明如月收到方芳发来的电报，首先想到的是《梁州日报》。

这两年，这张封闭地区的小报之所以风生水起，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反日抗日。

现在如果能把日本反战人士拍自前线的反映日军暴行的图片及时公之于众，一来可以进一步扩大《梁州日报》的影响力，二来可以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激情。

但是，方芳和明先生提出的保护日本反战人士的问题，是不能得到保证的。

糜腊佳和钟远山几乎同时想到了香港的《民醒报》。

糜腊佳认为，从当前全国抗战的态势看，日本不可能如他们所愿在很短时间彻底征服中国，中国军民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将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

因此，揭露日军暴行的消息也是一个需要长久跟进的事，时效性不是特别重要。

最重要的是连续性和持续性。只要能不断地揭露日军在中国各地、东亚各国犯下的种种暴行，就一定能够不断激发中国人民、东南亚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