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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文豪(47)+番外

他之前的“浅谈”,的确只是浅谈。许多心里明白的理论,只是给出一个“猜想”,一个“引导”,让其尽力符合自己“读书笔记”的套路。

现在这些“猜想”已经被很多人接受,甚至已经有人在文章中开始写这些“猜想”。再过一段时日,估计就会有人以他这本书为基础,来写书了。

在闭门读书的时候,很容易起懈怠之心,且也难以查缺补漏。

余柏林虽也做了许多之前的会试题,但作文水平高低虽能让老师判定,但会试题要撞中基本不可能,还是得加深自己对四书五经的理解才成。

著书过程,就是查缺补漏的过程。

下定决心之后,余柏林开始着手重新写书。

有了上一本书的阅读基础,这一次余柏林著书的进展就要稍稍快一些。

他现在主要补充的是,在自己这本书出来之后,看过这本书的读书人们所写的文章和书评。这个时代的人的思想会给他很大启发。

写浅谈的时候,关于春秋的著作已经看得差不多,现在余柏林开始看其余四书四经的著作。

若要注经,自然不能讲四书五经割裂开来。四书五经是一个完整的入学体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会让其变得支离破碎。

余柏林著书虽为了在会试前扬名,但若写出自己会遗憾的书,他心底也难以接受。

就算不能做到最好,也要竭尽全力。

张岳得知余柏林在研读其他四经的时候,提起来的心终于放下。

许多读书人选择本经之后,急功近利,对其余四经弃之如敝履。可真能在一经中得到大成就的人,基本上都是精通五经的人。

只有精通五经,才能看到其蕴含的精华所在。

余柏林年纪在那,张岳并不要求余柏林达到精通五经的程度,但粗通五经则是必须的。

若不能粗通五经,会试中文章必然不能进入上等之列。

张岳还想余柏林什么时候会发现,自己什么时候提点,没想到余柏林自己开始钻研起来。

张岳虽然自己精通五经,但他为了给余柏林牵线,向余柏林推荐了自己治其他经书的好友,让余柏林可以写信向他们请教。

这让余柏林著书的准备更加如鱼得水。

余柏林请教的人之一,就是赵信的父亲赵卿。

本经想来师徒相传,父子相传。赵信能得到诗经魁,赵卿自然是治诗经的大家。

赵卿本来对余柏林就颇有好感,认为此子非常有灵气,且他和其他人看法不同,他认为余柏林不急不缓,有大智慧。

余柏林向他请教《诗经》,他自然欣然同意。

经过来来回回的书信之后,赵卿把自己关在书房许久,然后拿着余柏林的书信去找了赵老爷子。

两人谈论了许久,把赵信叫来。

赵信从书房出来之后,整个人都是飘忽着的,似乎受到挺大打击。

而后赵信读书更加勤奋,这是后话。

余柏林经历了几月的沉淀,在春季结束之前,再也未接受任何邀请。待立夏之时,他终于有底气动笔了。

按照余柏林后世的观点,注经共有三种层次。

第一种层次称“训诂”。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这一层次是无限度的追求圣人本意,探寻圣人当时著书的真实用意;第二种层次为“托古言志”,为理学一派所有。根据圣人之意,根据当今实际情况,进行发散;第三种层次则是心学。即圣贤再有道理,那也只是圣贤的道理,不是我的道理。我只认同我的道理,用自己的想法注经,甚至与经书中圣人真意辩论。

即识之、用之、驳之。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余柏林所在时空,研究四书五经的学者已经在第三种层次发扬光大。不只是研究儒学,其他学问,也多用这三种方式。

但目前而言,余柏林只能进行道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对这个时代的人而言,太超前了。

孟子曾言:“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当今读书人也秉承这个思想,道统传承,自古以来,圣圣相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余柏林自然也要遵循这个大潮流。

他可以在其中加入新颖的东西,加入后世之人的研究和见解,但他只能“用”,不能“驳”,不然就等着犯众怒吧。

或许等他威望更重,年龄够大的时候,能“大胆”一次。

打好腹稿之后,余柏林开始动笔。他按照层层递增来写这本注释。每一章节注释,都先求圣人之意,然后抒发自己见解。每日若顺利,能成两三千字。有时需要去古书里反复求证,就只能写百余字而已。

《春秋》仅一万八千余字,加上余柏林注释所增字数,就算多个四五倍,也就四五万字。一两月时间,足够成稿。

在这部书中,余柏林用上了标点。

说起标点,余柏林并未想到它会被读书人接受的如此快。

按照后世的观点,一直没有标点问世,涉及方方面面复杂的原因,其中愚民一说最为盛行。

但事实上科举盛行之后,寒门学子皆可读书,读书人越多,中的者越多,当地官员文德教化之功越大。除了少数奇葩王朝因以少数统治多数,必须禁锢人的思想之外,其他朝代对教育都十分推崇。

教育越兴盛,人才越多,皇帝可用之人才越多。

只要不是“歪门邪说”挑动“反叛之心”,皇帝是乐意推广教育的。

而余柏林标点的推广,却不是因为皇帝要推广教育,而是因为他写在浅谈中的一句话而已。

“吾不愿后人曲解之。”

我不愿意后人曲解我文章的意思。

要知道断句不同文章意思完全不同,因此在作文之时,其实句与句之间是有空处的。那空处,就是标点。

这在写文给别人看的时候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不然别人怎么知道你写什么?

若你科举文章中无空处,考官怎么知道你写什么意思?

若官文上没有空处,谁知道你这官文下达了什么指示?

只是印刷之时,因为印刷技术所致,句以句之间才没有留空而已。

而古代传下来书籍,因代代传抄,当年到底是怎么空的,也不可考,只能后人猜测。

余柏林浅谈一出,许多读书人觉得这标点挺好用。又因为浅谈一书流传甚广,所用标点也被看过书的人熟知,渐渐文中不留空而是加点,成了“流行”。

这“流行”,渐渐的从普通读书人传到官吏中,又传入朝堂上。最后很明显,会继续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这倒是无心之举了。

第 37 章

谁都知道,余柏林的浅谈是为了之后为春秋做注而打底。所以当传出余柏林闭门著书之时,大家都露出“果然如此”的神色。

余柏林的浅谈宛若给治《春秋》的读书人打开了一道新世界的大门,让他们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不只是本经为《春秋》的,本经为其他经书的学子也能从中获得启发。

甚至一些大儒都跃跃欲试,想用由余柏林浅谈所启发的新念头,著书立说。

若余柏林不赶紧一点,说不得会被人抢了头筹。若是有大儒著书在先,他的理论和大儒重叠,可就成笑话了。

因对余柏林勤学已经被传得神乎其神,这次著书,自然也被人杜撰出了许多“趣事”。比如看书看得入迷,把手边馒头沾着墨汁吃了之类;比如偶尔一佳句,放声大笑状若疯癫之类。

最后余柏林在他们心中形象,已经是蓬头垢面,坐卧在书堆之中,除两眼冒着精光之外,看着就是一野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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