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依依(4)

我转身看着他，疑惑地问：“什么事？”

“网管向我建议给办公室和车间装音箱，上班的时候播，说能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看着他，确定他是真心想听我的意见之后，我纠着门把说：“我以前在台湾厂做，车间倒是没音箱的，前台会给大办公室的人放歌，我从来没仔细听过。不过……我看过一个纪录片，是讲的一个养鸡场，场主每天给鸡放音乐，说是听过音乐的母鸡产的蛋更多，真假我就不清楚了。”

“哈哈哈……”魏总直接大笑起来，说：“好了，我知道了，你忙你的去吧！”

我没有立即走，而是说：“我也有一句话要说……”

“你说。”魏总作了个请的手势。

我坦坦荡荡看着他说：“销售部的谢经理，她说的话你可以信个六七分。”

“是吧？”魏总眼里带着笑，“我知道了。”

我开门出去，碰着行政部的拿考勤过来要给老板签，她问：“笑那么大声，说什么了？”

“他说以后要请我们喝茶。”

（四）

茶没有先喝起来，音箱先装上了。音箱装上后，从里面飘出来的第一首歌不是我想像中潺潺流水般的舒缓钢琴曲，也不是部分同事期望的光良、周杰伦、SHE或郑源，而是龚琳娜的《忐忑》。

“啊~哦！——啊~哦诶——啊嘶嘚~啊嘶嘚——啊嘶嘚~咯嘚咯嘚——”

说实话，当时我跟所有人一样瞠目结舌，看着天花板上镶嵌的音响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这是什么玩意儿？哈哈哈……”

没错，这是2006年的春天。

是我从东莞南城来到深圳的第二年春天。

我的流浪旅程其实并不是从东莞开始的。我在成都的饭店里当了半年服务员，然后生了场大病回家养了一年，接着去了浙江温州打工。我没有进江南皮革厂，却进了一家机械厂。厂子里做摩托车配件，我在里面做一名QC，对产品品质负责。后来厂子搬迁到了东莞，我又同百来号人一起坐了两天的火车，从江南来到了华南。再后来，为了精进电脑水平，我又进了一家台湾鞋厂做助理。

进厂不到五个月，在跟一位不会电脑的东北主管大吵一架后，我去一家公司做文员。因为行事麻利，脾气暴躁，公司给了我二先一的工作机会：生产组长或生管。

我选了极具挑战的工作——生管。

从此以后，每天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天天和各个部门吵架。不只和公司里的人吵，还会和台湾那边的生管和业务干仗，有时候吵着吵着还能上升到国家层面。当然了，虽然我只是个升斗小民，但在家国大义上丝毫不会让步，于是常常互摔电话。

但吵架归吵架，工作讲究的是结果。速度，安排各单位争分夺妙用最快的速度进料、生产、出货，这就是生管的工作。你能压得住所有人，然后要他们按着你的计划去做就是你的本事。

这需要绝对的思维敏捷、反应快速和超强的抗压能力。一般人做这工作，容易疯。

但我不会。如果我不做这样的工作，我才会疯。因为——

我一旦停下来脑子里只会想一件事。不对，是想一个人。所以，我需要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做事。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个工作出色的人，也顺理成章地被同行从东莞挖到了深圳。

来深圳嘉皓，我直接升为了主管，这就是跳槽的优势。

由于是同行，所以新工作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一张办公桌和一批新同事。遇到困难还可以借用以前的资源，要是谁不配合我也能让他知道就算他不配合我也能轻松地解决掉问题。

这份工作，让我得心应手。

（五）

晚上回到宿舍，洗澡洗衣服是首件要务。

晾完衣服，如果没有别的事要做的话，我会拿出枕头下的那本《劳动经济学》来念念有词：“劳动经济学家把引起补偿性工资差别的非工资性因素归纳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与伤害危险，职业的社会声望与社会评价，职业和收入的稳定性，劳动的时间长度……”

上班的忙碌占据了我白天的时间，下班后我需要做其他的事情来填补，直到睡觉之前。自考是选择下班后忙碌的另一种方式，中间还因为新旧身份证号码不一致的问题停了一年，结果考了三年还剩两科没考完，我打算在4月份干掉它们。

这天我盘腿坐在床上念了两个小时，在肚子咕咕响的时候结束。晚上食堂吃芹菜炒鸭肉，我讨厌芹菜，没吃饱。在宿舍找了一圈没找到想吃的，于是出门到工业区的超市买水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