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霓是在18岁那年去新加坡的。她才大一，连第一个学期都没有读完。她在大学所在的南方城市里认识了她的第一个男人，一个新加坡的酒吧经理，于是就下了南洋——多古老的说法。四年以后她回来了，在北京安顿了下来，当她的大学同学苦苦地从一个招聘会奔赴另一个招聘会的时候，她成了服装店的老板娘。
没错，我们的姐姐跟着她才认识几天的男人去做天涯歌女的时候，跟郑南音一样大。我奶奶早就精炼地总结过了，人是有命的。
“郑西决，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你，”她托着腮，无限神往。我知道她不是在跟我说话，她只不过是在回忆而已，“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回，有个客人一出手就给了1000美金的小费。要我给他们一桌人唱一个晚上。1000美金当然多，在新加坡也没有几个人能在一晚上赚到这么多。可是，当1000美金是塞在你的胸罩里面的时候，你才能真的明白，不全是钱的问题，这世上，真的有等级这回事。”
她早就给我讲过的，但是她忘记了。
“你想一雪前耻，所以想嫁给——学富五车的‘热带植物’?”
“当然不是。”她大笑着过来揉我的头发，“我想赚钱呀，我现在的店生意再好也只是衣食无忧而已，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出去看看，看看我还能不能赚到更多的钱。”
“你现在赚的不够多吗?似乎比我多很多。”
“都跟你比，社会还用不用进步?”她冲我翻白眼，“胸无大志。”
“我是胸无大志。”我自在地伸了个懒腰，“我只想平平安安地待在龙城，教一辈子书，然后照顾三叔三婶，小叔，当然还有你爸你妈。等你和郑南音都远走他乡，并且婚姻不幸的时候，帮你们支撑好这个大本营，好让你们随时回来养精蓄锐，再战江湖。”
“贱嘴。”她的眼神明显有些意外，“我没想到，原来你也有志向，是继续做这个家里的‘三叔’。”
“没错，就这么简单。要是我真的能做得像三叔一样好，是我的荣幸。”
“为什么?”她问我。
“郑东霓，”我说，“你不是孤儿，你永远不会明白。”
“我和孤儿有什么区别?”她仓促地一笑。
郑东霓的婚事，就这么成了定局。——我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准确点说，在全家人反对无效只好对她表示祝福的时候，她才宣布她和热带植物在法律上已经是夫妻，她这次回家来只不过是来办签证需要的手续而已。大家恍然大悟，更加无话可说，只好团结一致地帮她准备所有申请签证的文件，以及行装。也不是全家人吧，不包括她自己的父母。小叔的点评最为幽默，当他听说了郑东霓老公的专业的时候，愣了一下，随即说：“好。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热带植物，也是好的。”郑南音在一旁笑得差点断气。
三叔只是对她说：“一切当心。别勉强自己，不习惯就回来。”我记得三叔在郑东霓执意要休学去新加坡的时候，也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郑东霓在这个家里地位有点微妙，因为没有人把她完全当成孩子来镇压，她又不可能和长辈平起平坐。所以，有些时候，三叔跟她说话的语气异常尴尬，常常是连称呼都省了。这一切的源头怕是要追溯到很多年前吧，很多年前的郑东霓是个让大人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的孩子。比如说，那个下午，那个我和郑南音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的下午。
那时候，我九岁，郑南音还不到四岁。那明明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三叔带着我们俩去大伯家，说是要拿什么东西。
可是走在楼道里的时候我们就听见门里面有隐约的争吵声。三叔见怪不怪，还是敲了门。大伯来给我们开门，没有表情地扫了我们一眼，除了头发有点乱，看不出争斗的痕迹。他知道我们什么都听见了，我也知道他知道我们听见了。他毫不在意，对大妈说：“去倒茶。”大妈斜靠在沙发上，恶狠狠地看着他。那时候大妈还年轻，她是个好看的女人。他们总是这样，争斗的时候，旁若无人。大妈突然间微笑了，嘴里耳语一般地重复了一遍：“倒茶?”然后妖娆地站起身：“好，倒茶。”说时迟那时快，大妈举起暖瓶狠狠地砸在地上，“砰”地一声巨响，简直是董存瑞的炸药包。她一边微笑一边大喊，脸上的表情因此变得扭曲之至：“我他妈恨不能乱刀砍死你，你叫我倒茶?你叫我倒茶?我操你妈!”三叔扑上去拦住了大妈，就在这个时候，大伯不紧不慢地把地上的暖瓶捡起来，不紧不慢地把瓶塞打开，最后，把里面的东西就这么倾倒在地板上。热水，还有破碎的壶胆。像是一面镜子的碎片，清脆地坠落下来，一片炫目的银白色琳琳琅琅地铺满陈旧的地板，热水的白气开始缓慢蒸腾，让这屋子顿时鬼魅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