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席恩深 山河盟重(115)

1932年11月，已经实现民营化的轮船招商局被再度收归国有，国民政府以不到1/10的价格收走全国最大的航运企业，周翰手中的股份亦被大幅折价收购。周翰明白国民政府产业国营化的策略不仅涉及能源、资源和公用事业，执各行业之牛耳的知名民企也难逃其手，周翰萌生去意。他开始逐步抛售手中地产，转让多家公司的股份，处理名下企业。顾氏仅在地产方面便拥有上海租界中心区域土地513亩、市房721幢、住房557幢、办公大楼19幢、旅馆饭店3家、仓库3座。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顾氏数代经年累积的产业要成功转移出境对周翰来说亦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1933年10月底，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职务，上海公债垂直暴跌。顾周翰的银行家朋友们在公债恐慌中损失惨重之时，他却在5年的公债投机中获利颇丰。

1934年6月，经国在美国急电周翰美国国会通过《白银收购法案》，授权美国财政部在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储备的白银价值达到了黄金储备的1/3。此举有利于周翰转移资产，周翰立即将手中所剩地产尽行抛售，相时而动陆续出售顾氏旗下的企业。《白银收购法案》签订后，白银价格骤然上升，中国由于实行银本位制，作为货币的白银迅速流失。尽管中国政府采用严刑峻法杜绝白银走私以制止白银外流，也无济于事。周翰身在租界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他暗中将手里巨额白银通过拥有治外法权的美国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和运通银行转入美国。

在世界经济和贸易经历危机后开始复苏之时，中国的经济却迈入衰退。《白银收购法案》使中国的经济和贸易雪上加霜，不堪重负。1935年上海逾千家工商企业倒闭，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减少60%，顾氏旗下的企业亦开工不足，但顾周翰早已在白银贸易中赚得盆满钵盈。

1934年下半年起，上海地价突然暴跌，房地产买卖一落千丈，进入冰冻期，观望气氛浓厚，即使有少量成交，其价格也只及1931年的十分之二三，外国在华房地产公司的股票价格惨跌至票面价的十分之一左右。1935年10月上海中心地产暴跌，周翰庆幸在黑夜前夕售罄手中地块，毫发无损。

1934年7月初，在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策划下，国民政府突然宣布一项大大有利于日本的新税则，并提高很多中国工业必须的、主要由欧美国家提供的商品的税率，使华商工厂所承受的税负和利息将近日资工厂的5倍之多，华资工厂履步维艰。周翰去意坚定，不再留恋国内市场。同期，中国最大的民族纺织企业上海申新总公司登报，宣布“搁浅”，以荣宗敬为首的面粉和纺织大王荣氏企业陷入危机。荣氏企业求援于中央政府，以陈公博为首的实业部却企图国有化申新所有的九家纱厂。国民政府在白银外流造成的工商业危机中不仅不对民营企业施以援手，还趁机接受和控股大量民营资本，进入以民营资本为主的轻工业领域，此举使周翰心寒。

1935年2月到6月底，孔祥熙和宋子文联手运作，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民营银行尽入官家之手。周翰感慨这是一场十分残忍而精妙的战役，国民政府在经济危急情形下，完成了对民营资本集团的致命一击。

自九一八事变日本扶植溥仪成立“满洲国”后，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蚕食鲸吞从未停止。1933年1月至5月，日军先后占领热河、察哈尔两省以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迫使国民政府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1935年6月底，中日双方在“张北事件”后，签订《秦土协定》，这一协定与《何梅协定》一起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打开方便之门。

1935年3月初，委员长飞抵重庆，他在讲演时称：“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周翰査知国民政府的意向，明白中日全面开战在所难免，他于是加速转移资产到美国。同年7月，委员长面对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指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同年10月初，委员长在成都的讲演中再次指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1929年10月底美国股市大崩盘后，紧随其后的经济大萧条使道琼斯指数从崩盘前的380点下跌89%到1932年的40点。1933年，罗斯福就任总统实施新政，经济开始复苏，周翰指示经国在证券市场上买入那些股灾后股价被严重低估的优质企业的股票。自1935年初，周翰进一步投资纽约地产，开始顾氏财富在美国的全面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