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俨就坐在那里看着，刚好看到目录里有这样几个标题，分别是“证据的排除与例外”、“证据的可采性与排除”、“不能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等等。
陆俨顺着目录翻开书页，读了几段，忽然明白了薛芃看这本书的用意。
他是刑侦，薛芃是刑技，他们的工作是一体的，他负责侦查，薛芃就负责物证技术，在立案起诉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按理说，只要严格按照程序来做，他们最终向监察机关和法院提供的证据就是合法的，理应被采纳。
当然也会有各种例外，比如在程序中出了错，证据受到污染，或者存在瑕疵，或者刑侦、刑技人员工作疏漏，被抓了把柄，那就很有可能在诉讼环节中别排除掉。
警察也是人，是人就会出错，所以就更要在起诉之前，尽可能的将证据的逻辑链组合完整。
陆俨翻看了两页，听到上楼的声音。
薛芃很快进来了，说：“下面的床我已经铺好了，你在看什么？”
陆俨笑道：“你的床边读物。”
薛芃走过来坐下：“是我用来当催眠读物的。”
陆俨：“有帮助么？”
薛芃想了下，说：“有的。有一些我曾经认为十拿九稳，一定会被采纳的物证，被法院排除掉了，以前觉得纳闷儿，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了。刑侦、刑技的破案思维，和刑诉法的思维，很多时候不能完全融合。”
陆俨合上书，笑了下，握着她的手，应道：“我记得我父亲生前说过，他们那代人大多数人做警察，都是奔着情怀和理想去做，要除暴安良，要伸张正义，虽然刑警的职业死亡率比缉毒警还要高，可是抓到罪犯却很有成就感，听到受害者家属说一声‘谢谢’，觉得有千斤重。只是有时候也很无奈，因为到了刑诉法过程里，可能又会得到与自己的想象截然相反的结果。”
两人都是警察，薛芃一听就明白了陆俨的意思。
她轻声举例：“比如咱们认为应该死刑的犯人，最终只判了二十年。”
陆俨垂下眼，吸了口气：“那时候我还小，我问父亲，为什么有些律师要为坏人辩护。”
听到“坏人”这个称呼，薛芃笑了，这还真像是小孩子说的话。
人，怎么能以好坏区分呢？
但恰恰是这个“坏人”，表现出了当时陆俨问这个问题时的困惑和义愤。
陆俨继续道：“我父亲说，法律不是铡刀，而是天平，它不能主观，它要在犯罪和伦理人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它要保障犯罪人的权利。我当时很不解，我又问，为什么坏人要被法律保护呢？我父亲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位身单力孤的母亲，她的孩子被害死了，她为孩子报仇，杀了凶手，而她自己也成了凶手，面临审判。
陆俨说：“在这个案件中，凶手既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我父亲问我，如果我是法官，我该怎么办？我很为难，想了很久，好像终于明白他的意思。”
薛芃也跟着思考了片刻，说：“人情上来说，也许大家都希望那位母亲可以轻判，但在法律上来说，他们做的是同样的事。”
陆俨：“后来我父亲问我，如果一个法官仅凭个人感受去判案，故意给他认为的‘坏人’判的重，给他认为的‘好人’判得轻，那么又该由谁来判定，这个法官的主管判断是正确的呢？只有一视同仁，既保障好人的权利，也保障坏人的权利，这样的法律才不会成为一些人任意妄为的工具。”
“若是一个无辜的人被推上法庭，接受审判，所有证据都指证他就是凶手，所有人包括媒体都认为他应该千刀万剐。而法官也在这时遵照民意，判处死刑。可是就在死刑之后，证据又出现反转，证实他不是凶手。这时候该怎么办？”
薛芃接道：“你举的例子让我想起陈末生。如果十年前他被判的是死刑，对于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他们只会认为，这是罪有应得。那之后也就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申诉书，不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所有人都会认定，沈志斌就是陈末生杀的。”
说到这，薛芃将头靠向他的肩膀，却不防碰到了他的湿发。
薛芃又快速站起身，将吹风机翻出来，插上插头，说：“头发不吹干要感冒的，你就知道念叨我，自己却不注意。”
陆俨一怔，将书放回到床头柜上，嘴唇动了动，却没有为自己分辨一句，反而乖乖坐好，腰板也挺得很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