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似一切不错，但我却再不敢踏进那座都市，关于它的所有新闻我都拒绝知道。虽然他也已远离了那座城。
一千多个日子，捱磨的每一寸光阴，我数着、耗着，过来了。
也许真的该回到那里，冶冶心病。
我决定先弯道那座城，然后再坐飞机回老家。假期开始得早，离过年还有些日子，不想和爸妈多说什么，只讲有事晚回几天。
行李不大，轻松上路。从校园到那座城，近一千里，我闭上眼都可以数出沿路的每一个景点、每一个停靠站、每一座桥。过去的那些日子，每周一次的往返，在枯燥的旅程中，欣赏窗外的风景是我打发时光的唯一方式。
又开始下雪了，路上的车很多，司机开得很谨慎。车上的旅客大半都是成群结对，一路说个不停、笑个不停、吃个不停。
从前到现在，我总是孤单的一个人。
傍晚，我抵达了那座城。繁荣热闹依旧，伴着漫天的飞雪，它显得有些力不从容。
坐出租、坐地铁、再坐公交，二个多小时，我晃到了那个小区的门前。保安看我面熟，微笑地点点头，让我进去。
我僵在那里，突然不想进去了。房子早已易主，走时，他给我电话，说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他亲手收拾的，哪怕是一只笔。所有的一切他都寄到老家，他要去另一座城从新开始，那座城里有他的她。我说了“好”，搁了电话，从此，我们再无联系。
那间房的后窗没有灯光，主人一定还没有回来。如回来了，我敲开门，又能讲什么？跑错了门？
过去那么久的事，我为何还缠着不放？
如此的荒唐和痴蠢，可笑之至。
我扭过头，没入飞雪的夜色，找家酒店，洗个热水澡，明天回家。
很典型的冬日午后，天空阴霾得像是傍晚了。雪静静地飘着，落在已经被雪覆盖了几寸的停机坪上。工作人员匆匆的脚印，正在被新下的雪慢慢地填充着。远处登机架的钢化玻璃顶棚和人迹不到的糙地已雪白一片。几架大型的飞机上的标志也慢慢地被雪覆盖。没有飞机起飞，没有飞机进港，这时候，整个机场似乎遗忘了自已的职责，象个孤岛一般。
候机楼内，却是喧哗一片。
播音员一直在重复播报哪架飞机因天气缘故推迟到港，哪架飞机因大雪推迟起飞。地勤小姐对旅客们的疑问一直维持着满脸真诚的笑容在解释。旅客的情绪被天气的任性激发到极点，他们愤怒、担忧、咒骂、抗议，但很快这一切就被楼外悠然自得纷纷扬扬的大雪所淹没了，他们无奈地坐下来，开始打电话诉说迟到的缘由，发短信打发等候的时光，开了笔记本玩游戏，投缘的人则开始聊起了天。
我没有谁在等待，也没有事急着要办，候机楼内暖暖的，穿着毛衣刚好适宜。行李已托运，手边只一只包和一件大衣，明亮的灯光下，我在四周一圈的免税店里，从衣衫、土特产到纪念品，细细消磨了一上午。吃完机场提供的午餐，我开始翻看随身携带的一本书。
我早已学会在等待中好好地度时光。
这座大都市已多年不见大雪，即使有时飘点儿雪花，落地就变成了水，不能在地留下一片白，也就无异于下雨了。老家也是如此，学校那般更是。今日这雪大得有些特别，大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壮观。看书看累了，我便走到玻璃窗前，静心欣赏着雪景。
“其实这样静静地看雪，会感觉到生命都是宁静的、温柔的。”赏雪的人看来不止我一个，玻璃窗里映射出我的身边多了个高挑的身影。
“嗯，虽然是逼迫的，却也感到了一种震撼的自然之美。”我转身，冲他点头微笑。母亲大人常说好女子在外是不应和陌生男子讲话的，我想我已过了别人搭讪的年纪，别人的礼貌，我应回之起码的礼仪。
一个温和型的谦雅男子，烟灰色的毛衣，驼色的外套，修长挺拔。他的眼神亲切得令人温暖，稍掠过的锐利总是被他很好地藏着，这是一个很讲分寸却又让别人不设防的人，我想我没有看错。
我们面对面地互相望着，又一起转向窗外。
“这样的雪在北方并不少见，而在这里太罕见了。报道上讲，五十年不遇，我想历史上也会稀见。”他轻叹了一口气，不知是为这雪，还是为旅程。
我耸耸肩，“有过，张岱的《陶庵梦忆》里写道：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还有一篇是”天启六年十二月，大雪深三尺许，万山载雪，明白薄之，月不能光，寻皆呆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