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南安县是一个有些排外的县城，又或者换句话说，是一个乡绅势力强大的地界。郑寿铉毫无疑问的被架空了，不得不偏安一隅做一个泥塑县令。县衙中的典吏多是当地人担任，他们虽然是不入流，可熟知地貌详情，与乡绅土豪更是一个鼻子通气。纵然郑寿铉一开始有想整改的心思，在遭遇了几次碰壁后，也像是认命了般成日窝在县衙后院，读他的书做他的诗，少有再管衙门的事务。
县令蛰伏，大权旁落，不消说，南安县县衙就是强龙难压地头蛇的典范。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雨后泥泞的田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两个穿长衫的人。他们的模样作派远比寻常人要来得整洁干净，瞧着不像是泥土捡活的生计。方才那话，就是其中一个胖乎乎的，名为刘鹤的人说的。
他看着徐三石弯腰从地上捡起了一个看不清楚模样的石头，汗打湿了他的长衫，让他看起来狼狈不堪，只单单看他的脸色，都清楚他现在处在一个即将爆发的临界点。
不过刘鹤不在乎。
他自己也差不离是这般状态。
“那个该死的！新上任的！虞县尉！”徐三石碾碎了脚下干涸的泥土，咬牙切齿地说道，“他再这般胡搅蛮缠下去，整个县司都要被他搅弄得天翻地覆！”
这是贞观十七年的秋天。
理应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可现下说话的两人无不是满头大汗，脸色怎么瞧都算不上个好字。
“可郑明府瞧起来高兴得很。”刘鹤阴测测地说，看起来没有半点对这位父母官的尊敬。
徐三石和刘鹤都是南安县的令吏。
徐三石管的是吏房，刘鹤则是户房。
虽说这南安县不过担着个紧县的名头，可这两房到底是县衙中最能捞得着油水的地方。
故而刘鹤长得肥膘满面，与他那有些闲情雅致的名字截然不同，而徐三石虽然高瘦了点，却也两颊红润有光。
当然，这里说的是从前的他们。
现在的徐三石和刘鹤，一个瘦得肚子都消去了两圈，一个累得面孔黝黑，一瞧就是上山下地淌出来的疲劳，怎一个苦字了得。
这桩难事，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县令，县丞，县尉这些官职的轮换，对县衙来说已是常态，只有不入流如主簿典吏等才能长年累月地久居一处。不论来的新官是何人，终会在高压的事态下认清现实，这对南安县的胥令来说已经见证了十数次，无一失手。
除了虞玓。
虞玓便是南安县两月前新上任的县尉。
南安县就是个普通的县城，能被丢到这处做官的人，按理说也不该有好出身，顶多是走了运的科考学子，只懂个之乎者也却不知实事作派，故而不管是端坐签押的主簿还是底下油滑的胥令，浑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虞玓的上任悄无声息，没有知会任何县衙的人，只在某一日清晨带着两个小包袱骑马上任，端得是俗气平常，当日就被打上了无害的印象。
可不过短短两日，他就捅了个大篓子！
刘鹤磨牙，在想起此人的名讳时，仍有种忍不住气狠的涩闷。
毕竟这件事，是从他这户房令吏而起。
户房户房，管的自然是钱来钱往的事情。每年四月份起，典吏就会开始忙活起收缴税银的活计，这无疑是户房捞钱的好一盘大菜。要说那对应交税的钱财如何贪墨，非是那胆肥不要命的人才敢伸手，自是不会乱来。
那手脚自当不是在税银中，而是在交税的户丁人家。
别处暂且不论，这南安县的“规矩”一直如是，百姓交银的时候，不但要准备好税银，还要备好“小包”。
这“小包”就大有名头了。
说得实在些，就是要给这些个大老爷的辛苦费！按惯例是税银的一成，可若是那典吏要整治你，那是三成五成也是不准的。
着实是有苦难开口。
这桩好处，若是那些上任的官员识眼色，自然也是有份，毕竟这是笔不入账的钱。
而那虞玓新上任没两日，交接的事务还在理头绪，便时常在县衙内闲逛。这一兜一转，就赶巧进了那正在收缴的现场。
那日收税的书吏甚是疏懒，怕是被这常年安逸坐大的日子养到没脑，在瞧了新县尉进门来也不拦着，还语气不耐催促那交税的农户赶紧把小包给交了。也怪这书吏贪馋，本该一成的小包，他嘴皮子上下一碰就翻了倍去。
那农户只捧了惯例的银子来，如何能再掏出来其他？
便只得苦涩地被拉去一旁签字画押，有道是欠钱之说。
这农户的大拇指印还没按上，就被虞玓给拦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