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还指出，人虽为理性的动物，但因人而异，且随年龄渐次开发。社会层面上，更是需要成熟的经济文化作为基础才可透达展开，而古中国却提早一步实现，此便是中国文化之早熟。
樊澄心想，类似章行健这类人，便是属于非理性的动物，本身极其缺乏道德感的自我约束，肆意妄为，与谢韵之恰好是两个极端，必不可能为中国社会这种道德感极强的社会所容。他之所以如今辉煌光鲜，是因为他明晰自己的行为不能为社会所容，因而费力遮掩。但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他得罪的人愈多，愈是无法掩盖他的罪行。他的那些事儿圈内已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心知肚明，只是苦于缺乏证据，暂时不打算撕破脸皮。这其实就相当于他自己在自己周身泼了一大滩黑油，只要周围有一个人擦枪走火，必会点燃黑油，引火上身。所以他的名与利都只是暂时的，乃至于虚幻的，他是一个日日活在崩溃边缘，每日都在末日狂欢的家伙。他不仅仅触犯了法律，还彻底跌破了道德底线，对付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激发整个社会的道德感，对他进行口诛笔伐，让社会的大潮淹没他。他不仅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还会彻底从社会层面被抹除。
但是，现在樊澄唯一苦恼的就是该怎么找证据。章行健行事有他自己的一套行为模式，这是他长久以来走钢丝而摸索出的一套可以规避法律风险的做法。一则，他并不是那种会暴力强迫女性与他发生关系的人。所有上了他套的女演员，必然事先被他的风度和学识所迷，以至于一步一步陷入泥沼而不自知。二则，他将女演员引入房中，那也全都是女性自愿，绝非强迫，他在房中也并非猴急到直接切入主题，而是与女演员把酒言欢，意乱情迷之下，与女演员发生关系。这其中，有的女演员本身意识到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并且也接受了这样的事，有的是想要拒绝但却无能为力。不论是哪一种情况，事后，章行健都会通过赔偿这个女演员一些物质上东西，乃至于给对方提供事业上的帮助作为一种“等价交换”，将这件事平息过去。相当一部分女演员们就当这只是个一夜情，还能捞到好处，便也不再计较。因为这种事在圈内屡见不鲜，你要计较了人家反倒要说你矫情。
唯独只有像谢韵之这样的奇葩异类，才是最有可能给章行健惹麻烦的人。章行健也是色迷心窍，照理说谢韵之不属于他的猎艳范畴，他最初就不该对谢韵之出手，但他扛不住谢韵之的魅力，每日看着这个大美人在自己眼前晃来晃去，却吃不到嘴里，心里又麻又痒，眼馋至极。类似谢韵之这样的女孩，他要拿下，不仅仅演戏要做全套，最后一步都不能疏忽，只是把酒言欢是不够的，必须要下安眠药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然而到手的鸭子却飞了，这可谓是章行健猎艳生涯中的重大失误之一。此后为了摆平这件事，他费了大把的钱不说，还终日里提心吊胆，真可谓是后患无穷。也难怪他看到谢韵之红了，急了眼要亲自上阵消除后患了。
樊澄琢磨着，即便能通过他购入安眠药的途径查明他的用药量是否有偏差，也是证据不足。失眠这种事的严重程度，医学鉴定实在模糊，即便章行健愿意配合进行医学检查，也很难形成有力证据。屋内常备酒水，亦或时常更换女伴开房，也都并非构成违法行为。章行健本身未婚，他乐意和多少女孩开房是他的自由。唯一的切入点，就只有受害女性的证词，以及有可能形成的视频、音频证据。如果章行健在女性明确表达自己不愿意发生关系的情况下，依旧强行将女性留在屋内，并意图乃至于确实地与女性发生了关系，那才能确凿构成性侵罪行。
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她上哪儿去找愿意为了指认章行健而站出来的受害女性？这种事，大多数女性的态度都是能不提则不提，过去则过去了，不会再耗费力气去做无用功。性侵官司难打，一打就是扯皮，受害人自己的名誉也会受损，终日遭人指指点点，这种事已经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常识。更何况这次涉及的是娱乐圈，是一个把面子工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圈子，名誉是这个圈子最重要的价值，只要名誉受损，那么必然直接影响到身价，进而影响事业发展。
樊澄听说过美国好莱坞掀起的“Metoo”运动，但是美国国情与中国终究不同，美国人已经习惯了民权运动，习惯了终日里的游/行示威抗议，习惯了组成小团体向全社会发声。在那里，法律大过一切（至少表面上），任何事都要以法律说话，律师是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也是来钱最快的职业之一）。而中国则不然，这个社会发展至今，仍旧保留着传统的习俗惯性，我们依旧将道德看得很重，很多地区，是德治而非法治，这是千百年来由于国土地域广大，中央王朝官府治理能力有限，无法深入地方，不得不用儒家的道德去束缚和管理百姓所形成的历史惯性。因而，很多人只知德不知法，而很多人甚至连德也不知不顾，只是一味地自私妄为。她实在不能确定这种运动是否也能在中国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