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还是小时候好啊，那时候的甜甜多乖多泼皮啊。
三蛋就坐在洋鬼子的身边，一直在玩他带来的个东西。
孩子们全挤到餐桌旁边了，钱狗蛋见三蛋儿手快的不得了，拿个方块块不停的扭来扭去，就问说：“蛋蛋，这玩意儿干啥的呀，你咋不停的扭来扭去呢？”
洋鬼子拿块手帕揩干净了嘴，指着说：“魔方，我访问的时候，从匈牙利带来的，你们还有谁会玩，试一试？”
“咦，这个洋鬼子还会说咱们的话，奇了嗨。”钱狗蛋说。
三蛋提醒他：“要叫伯伯，爱德华伯伯。”
昨天聂卫民仔细问过了，爱德华都五十岁了，这么大的年龄，不好叫爷爷，不过得叫伯伯。
钱狗蛋于是从三蛋手中抢了过来，仔细一看，就是个拳头大的小方块嘛，四面都是不同的颜色，红黄蓝白的。他于是扭了两把，好嘛，颜色全弄乱了，一块蓝一块白的。
他扭了两把，扭不回去，于是扔给了三蛋：“这，这东西有啥玩头，给你自己玩吧。”
三蛋把魔方接了过来，刷拉刷拉，不过几把，就把六个面全部都还成一色了。
“这次用了几分钟？”爱德华问他。
三蛋儿想了想，竖出两根指头来：“二十分钟。”
爱德华竖了根大拇指出来，叹了一声酷，就见这家的女主人，笑眯眯的陈小姐说：“爱德华先生，你今天打算去哪儿走一走呢？”
爱德华摇头：“陈小姐，我看得出来，你们努力的想要展现给我们这些歪国人一个幸福，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们并不了解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在怎么生活，所以，随便你们啦，我是个中国通，不会因为这些就改变看法的，另外，我得说你做的饭菜非常好吃。”
“我知道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可乐，薯条和汉堡，爆米花，以及没完没了的肥皂剧卡通片，在你们看来，那就是幸福，发达和富裕了。”
看看像三蛋和聂卫民这些孩子，不怪外国人觉得仁慈而又怜悯了。
他们没有一件像样的玩具，除了上学，还得跑到农场里做大量的工作，至于课外书，那更是少的可怜了。
过年放一两场电影，孩子们兴奋的能几天几夜睡不着觉。
而聂卫民兄弟相对来说，还是这个基地条件最好的人家的孩子呢。
“陈小姐，童年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你不该用劳动来剥夺他们的快乐，他们应该尽情的玩耍，而不是去干农活。”爱德华拿手比了一下三蛋的身高，又来了一句：“不过，在你们中国，剥削童工应该是历史了，当初我在上海的时候，就见过太多太多的童工了。”
陈丽娜两手叉腰，听出他的讽刺来了，就说：“行了，爱德华先生，你要不愿意去农场，就四处走走吧，我们该去工作啦。”
一家子要出门，全是麦杆编成的大草帽子，一人一顶，三蛋儿出门之前，把一只复原了的魔方交给爱德华：“十分钟哦，我完成啦。”
“你真是个小天才。”爱德华说。
他还没有见过，能这么快复圆魔方的人呢，更何况是一个，只接触过魔方不过几次的小孩子。
三蛋舔着小舌尖儿，可没发现自己是个天才，就是想着，要是爱德华伯伯能再给自己玩一回呢，他自信这一回，可以复圆的更快。
自治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就在外面等着，他们给爱德华安排了别的采访路线，准备要带他去看矿区的工人文化馆，以及矿区正在开拓的6号基地，6号基地算得上超级工程了，也算是给外国人展示一下自治区的实力嘛。
谁知道看着一群孩子欢天喜地的跳上拖拉机，要往农场去，爱德华想了想，就跟自治区的工作人员说：“走吧，我们也去农场。”
“农场，那地方没什么看头，爱德华先生，矿区文工团的同志们还给您安排了盛大的《红色娘子军》演出，等您去完6号基地，就去看呢。”
爱德华皱眉，又摇头：“不不，还是去农场吧，比起来，我更想知道你们农场里的农民们，是怎么工作的。”
“严格来说，他们不算农民，他们属于农业工人，和真正的农民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去参观一下农业工人们的工作，可以吗？”爱德华语气比较强硬。
怎么说了，他今年五十岁了，当时上海还是租界的时候，曾跟着做神父的父亲就住在上海，对于童工，真的是印象深刻。
共和国，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他已经来了不知多少回了，当然，从‘黄祸’到‘红潮’，他写了大批量介绍共和国的文章，在美国可以说是权威的中国通，但也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使唤童工能像陈丽娜那么理直气壮的。
这一回，他给自己定了一个主题，那就是，一个看起来狂热于权力的，慈禧式的女农场主，在教育孩子上的失败。
母亲的教育，决定着孩子的出路。而孩子的出路，决定着共和国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个农场主的母亲，看似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个体。
但是，像她一样的共和国的女性，才是真正掌握着共和国明天的人。
《论童工和她的中国母亲》——记录一个国家从母亲的手里走向无尽的黄昏和衰落。
这，就是爱德华此趟边疆之行的报道题目了。
农场里，现在正是忙碌的时候。
虽然说一大批的知青全部反回城市了，但留下来的也很多。
尤其是女知青们，年龄大了，在农场里组成家庭一起安了家的，就有近十户了，还有因为看过报纸，举家搬迁到边疆来的搬迁户们，填满了知青们的地窝子还不够，现在还得不停挖新的。
虽然说现在不闹革命了，但是又闹起了路线方针。
今天这样的方针，明天那样的方针，今天说社员致富有理，明天又说，养头猪也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非得上门来割。
总之，生产要搞，方针也不得不尊循。
比如说，孙多余最近养了一只猪，按照人民公社的看法，猪可以产生经济价值，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了。
于是最近从矿区来很多人，专门找着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没办法，孙多余给猪起了个名字，叫大花，然后，认它做了妹妹。
这不，有人上门，要牵走她的猪，她就急了：“这明明是我妹妹，咋个能是猪，你们看走眼了，这是我妹妹，不卖。”
“孙多余，你啥眼神儿啊，这分明就是头猪，什么妹妹，你是说你生的就跟这头猪一样丑吧？”来人是矿区国营饭店退休下来的老厨子邓大庆，现在不做菜了，专门瞅着割尾巴的。
“你就说我是头猪我也认，要不你连我一起抓走，要不就留下我妹妹。”孙大余抱着只小黑猪，分毫不让。
“小姨，你咋啦？”就在这时，聂卫民从拖拉机上跳下来了，上前就问。
“哟，场长家的少爷，你好你好，我是邓大庆，少爷你好。”
“这农场里现在真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连少爷这种资本主义的名字都叫上了，我就问你，你是来农场劳动的吗？”聂卫民反问。
邓大庆左右看了看，笑着挥了挥手就说：“不是不是，我大概说错话了，行行，我在去别处转转，你们慢慢忙啊。”
孙多余有仨大外甥，现在跟她关系都还挺好的。
拍了拍肥猪的屁股，她说：“你们不是都爱吃猪肉嘛，姨把它养大了过年宰，今年过年你们来我家吃肉，成不？”
孙多余原本很邋遢的，直到陈丽娜来了，才每天教着她洗澡洗屁股，送她内裤贴身内衣什么的，让这老闺女慢慢儿的变干净了。
出于对母亲的爱，聂卫民兄弟只要来农场，也很愿意跟她一起劳动，挣了工分也全算在她的名下，这样，能帮她多换点劳保和白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