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45)+番外

中性笔杆发出刺耳的一声——擦。笔盖被何景深顶了起来。他的手指在发颤，手背青筋突起，脸色也因为突如其来的惊慌和痛苦白了一层。

而过了几秒，何景深又恢复得全然无恙了，神色如常，笔帽也被他扣回了原位。他的语气依旧平淡：“他没有家属。我就是他的家属。我晚上过来，有什么事你们打我电话……”

放下座机的听筒，电脑屏幕已经自动关闭，电话上的液晶屏亮了一会，又在无声无息中熄灭。

中午的时候何景深在忙着赶文件，连午饭也没有来得及吃一口，而这一个下午，何景深却是在一种时起时落的惶急中度过——哪怕是一些轻微的响动都会让他神经紧张，手机和座机的响动更是让他时不时地一颤，他怕听见什么突然地噩耗，他真的怕。尽管他面上从来不会表现出来他到底有多么的怕，但这样突起的情绪，一整个下午，都在这样折磨着他。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一年前的那个冬夜在特伦敦的街头找到陈轲时的情形。零下十几度的雪夜，几个流浪街头的混混把陈轲全身上下翻了个透彻，大衣，钱包，连点烟的火机都搜刮走了。陈轲蜷在雪地里竟然只穿着一件T恤，浑身大面积冻伤，酒精中毒深度昏迷。他抱着陈轲一路飞奔向两条街道外的特伦敦州立医院。他永远都不可能忘记那个在抢救室外焦急等候的夜晚，不过才过去一年，这样的情形又险些来到他面前。

他还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另一些问题。他恍惚记得星期天他一顿火把陈轲打成了什么样子，想起把人拖出去的时候，碰触到的那只冰冷得就像尸体一样的手，想起陈轲那时候绝望到几乎死去的眼神。那时候陈轲嘴角磕出来的血在地上留了很久才被他擦去，陈轲的拖鞋一直遗落在门边，这两天里他怎么就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些情形可能暗示的后果呢。

下午，临近下班，系部主任把何景深叫去了隔壁办公室。

交上去的文件里抬头就是两个错别字，前后的数据也有一些对不上号——何景深是从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这在他身上是从未有过的事。主任发话训人，何景深只能默默地听着，花上半个小时返工把文件改好，这才收拾东西下班。

他破天荒地叫了一辆的士，风尘仆仆地赶到市一院，联系上陈轲的主治医师，给陈轲抢救和住院费用结了帐。八点过了个头，他终于从医院的夜间缴费窗口无比疲惫地拖行到住院部，呼吸科的病房。

病房的门口，远远地看见这个让他到底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家伙，他无比又无比疲倦地倚着墙站了一阵。他实在是太累了。

两天不见，陈轲瘦得又退了一层皮，躺在被褥里面的身躯就像一根细细的竹竿子。浑身上下插满了线管，心电仪的导线，输氧管，输液管。陈轲脸上还积着肿红的指印，眼窝凹下去一些，一抹碎发坍塌在额前。

医生告诉何景深，陈轲双硫仑反应中毒，幸好送医及时，晚几分钟可能命就没了。

陈轲还患有细菌性肺炎，程度不是很明确，最好等人醒了再去拍片。外伤轻度感染，不严重。目前指标已经控制住了，明天再看情况。

一整个晚上，何景深坐在陈轲病床的旁边，听着心电图里传来电流静谧的滴答声，眼睁睁把人给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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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景深原本打算的陪上陈轲两天——至少陪到人醒过来。不过这个计划搁浅了，他没能请到假。

他的工作，系部办公室的管理岗，是一个除了他无人可以接手偏偏又上下不讨好里外不是人的位置。三年前他因为学术事故不得不调岗，正好建筑系的前任办公室管理员年老退休，所以将好地就被学校塞到了这个位置上。

上班的时候何景深每天总是到得最早，也总是走得最晚。毋论多么繁琐的工作何景深总是能很有条理地处理得天衣无缝，甚至比任何人所能想的都要好。他也尽量避免去请事假和病假。然而三年过来，他的一切表现都还是不足以让学校上上下下的领导对他多哪怕半分的好感——他对主任解释说现在遇到一点急事，家里面的事，很紧急的事，系主任直接把电话挂了。当没听见。

星期三的清晨，天还没全亮，窗外淅淅沥沥地开始下雨。在病床边枯坐了一夜的何景深看向心电仪上的数字。陈轲发着低烧，心率一百一十上下浮动，碧绿颜色的心电图线峰谷分明。

值夜班的医生下了班。何景深又和白班的医生见了面。经历过一系列必要的检查，医生说陈轲已经脱离危险，过一阵该醒了，不需要一直有人陪着。

周四，周五，陈轲醒来的时候，何景深已经不在他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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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那两天之间的事，陈轲也难免心有余悸。

星期天他被何景深扔出了门，在学校北门外睡了一夜，从清晨坐到中午，从中午坐到傍晚。因为发烧一直不见好，胸口还疼，咳出来的唾液里有血丝。他找到隔街的一家小诊所买了几粒处方药，回到北门外头，又买了一小瓶清酒。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病得这么厉害，甚至他怀疑自己已经没办法再靠着“意志”坚持下去。可他不想走，潜意识里他就想一直呆在学校外头——何景深说学校不是他胡闹的地方，那学校的围之外总有他的容身之地——他想看看什么时候能等到何景深出来，哪怕何景深不认他了，他得把钱还给何景深，他总还有什么事没有做完。

他以为酒可以帮一帮他，尽管已经一年多没有沾过这东西了，他需要暂时减缓痛苦，这样他才能有机会继续在校门外等下去，等下去。

他不知道有些感冒药是不能和酒一起吃的，尽管诊所的医生告诉了他，他没听清楚。

最终他昏倒在校门外大路中间，在暮色中当着一路行人的面栽了下去。路过的学生报了急救，校派出所的民警把他送到医院——他的主治医生把民警送他到医院的大致经过告诉了他。这一段历程中并没有何景深的名字。

何景深曾在这里陪护过他，就像一年多以前在特伦敦州立医院住院时那样。然而陈轲的确一直都不知道这些，他的记忆中这一段始终是缺失的，何景深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告诉他，从来没有。

星期六的清晨，陈轲做完一单子的检查，缴费的时候查询到自己前两天的费用已经全部结清了。一共是一万多块钱，人民币。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是谁帮助了他？

“你家属给你结了。”主治医生的办公室忙乱得很，“今天感觉怎么样？”

陈轲还发着低烧，说感觉还好——他寻思着那个“家属”会是谁。主治医生又说：“吃药不喝酒，喝酒不吃药。下回喝酒到医院来喝哈，带好钱，管治，不然又喝到路中间让派出所的民警救你？”

陈轲笑了笑，问医生：“帮我结账的是送我过来的民警吗？”

“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陈轲又问。

“不清楚。这里签个字。”

打印机划划地响了一阵，吐出来一张白底黑字的纸。四十出头就秃了一半的主治医生把纸页扔过来，继续忙着敲他的病历，目不转睛对着屏幕。办公室里人来人往，嘈杂的声音很快把什么都冲乱。

过了一阵，陈轲晃着脑袋，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地往外面走。他想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民警的这份恩情还上，何景深一直教导他要感谢所有给予他帮助的人。当然最后他也的确还了，他做了总裁之后给校派出所捐了一栋足够体面的办公楼。

走出医生办公室，他撞见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那个人从走廊那边的玻璃门后进来，将好与他毫无避讳地照面。

那是多么意外的再会，多么意外。

陈轲扶着墙边的不锈钢栏杆，看见何景深的瞬间他放了手，怔怔儿地站着。几秒钟的时间里他仿佛凝固在原地，不能动弹。直到何景深一步步走近了，他犹带着伤痕而苍白的脸上才显露出一些笑容，张嘴却不知该怎么称呼眼前的人，就像一只挂着病号服的架子毫无存在感地竖在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