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对于现在的学术界来说，“裁剪史料”、“人为扭曲”、“编造语录”，大概是所有著书立说者都难以避免的过失，所谓时代局限的必然之恶——秦汉流传于市面的书籍实在是太少、太珍贵了，绝大多数儒生都没有那个条件博览群书、逐一比对；在引用经典时多半是纯靠记忆硬记硬背，有所失误在所难免。至于辩论辩急眼了干脆自己编一本经典出来——那其实也不是很罕见。
不过，公开的秘密不等于秘密的公开。虽然高层学术圈懂的都懂，知道为了论点编造论据是业界常态。但这种秘密一旦被公然揭破，那肯定会激发出难以想象的风波——更不必说，这穆姓方士毫无忌讳，居然在文中直接点了各个大儒的名字，质疑他们编造论据扭曲事实这一套，卑劣可鄙，“迹近杂窃”！
——天爷呀，这不等于直接骂儒生都是文盲吗？
皇帝读到此处，都不由微微一愣，随后直起了后背——这动作纯粹是出于生理本能，是大汉皇帝陛下发自内心的敬意：大汉的儒生可不是后世唯唯诺诺的废物，被刺激狠了是真敢拔出剑来血溅五步；而对汉儒的种种刺激中，指着他们鼻子骂伪造骂剽窃骂扭曲事实，绝对是效力最强、威力最猛、后果也最难控制的那一种。
这人这么猛的吗？
说实话，这篇奏章实在是大大超出了至尊预期。在最初的谋算里，他还一直担心自己精心挑中的小小方士胆子太小见识太少，不敢明刀明枪和儒生正面对冲，搞不好会损伤制衡的效力；但现在看来，这哪里还需要他再搞什么“制衡”呢？这篇文章能直接呈递上来，那和公开在儒生脸上拉屎有什么区别？
天子在朝政中搞制衡搞挑拨，一般也就是拉偏架吹歪风，靠反串和渗透挑动挑动双方的火气，推动两派势力彼此斗殴。但现在看来，还是小作坊野路子下料猛、效力大，只需真心诚意一次表演，就能轻易达到串子反串几十年都梦想不到的境界。
面对这样斩钉截铁、丝毫不留余地的表态，皇帝大感敬佩（太有勇气了！）之余，也生出了极大的喜悦——这姓穆的方士能毫不犹豫对董仲舒发起冲锋，那说明他的制衡之策就已经成功了大半。揭短之仇不共戴天，既然方士敢公开打脸儒家的精神领袖，那儒生的反击也必将激烈强硬、无穷无尽，战斗到大道磨灭为止。
这样的抗衡当然是很不体面、很难看的，但对于已经隐隐生出忌惮的皇帝而言，给儒家上上强度却也没什么不妥——很可能还是一件大大的好事。有鉴于此，他甚至展开帛书，从头再欣赏这一篇讨伐董仲舒的行文，充分享受隔岸观火的乐趣：
【五花八门，迹近杂窃】——儒生那一套纯粹是剪切史料、扭曲原意！
【想象丰富、蔚为大观】——儒生找不到史料就靠想象力自己编，“以今度之，想当然尔”！
【治学如此，宁不惭先圣之德？】——你们这么搞学问，对得起孔夫子他老人家吗？XXX，退钱！
——好啊，好啊！撕得好，撕得妙，再撕响些！
火烧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不用惊慌？答案是烧在别人家房头的时候最不惊慌。皇帝兴致勃勃的欣赏这些辛辣刻毒的讽刺，越看越觉得快乐，越看越觉得顺眼，吃瓜的喜悦，真是油然而生，不可自抑。
说实话，虽然借用了公羊派大复仇、大一统的理论，但皇帝与董仲舒等儒宗始终只能算是合作关系；尤其是在儒生公然宣扬“罢黜百家”，意图垄断朝廷进身之阶之后，这种关系就尤为紧张且暧昧了起来。
虽然因为朝政上的种种顾忌，皇帝尚且不愿意与儒家公开翻脸。但看着自己挑选的嘴替帮自己尽情发挥，那也不也是一种很享受的事情吗？
嘴替有可能喷得狠了点，但嘴替喷得太狠又不太可能。皇帝用人用的就是一个狠字，喷得越多越不讲体面，反而越能提升自己的价值——事实上，在逐一领略过奏章的辛辣攻击之后，天子已经默默调高了穆姓方士在自己心中的排位，决定将他列为第一等级的工具人。不要小看这第一等级的工具人，公孙弘、张汤、董仲舒基本也就只在这个位置了。在这一等级以上的，而今大抵只有长平侯卫青——那当然是很难达到的，所以穆姓方士也久该知足了。
带着这样愉快而满足的心情，天子抖开了下一页绢帛：
【……唯其所言不足未训，而委婉曲折，从旁譬喻，匡正疏失，居心亦实有可谅之处。第矫言虚饰，不可谓之正大】
——董博士的天象论当然是在胡说八道，但胡说八道也是情有可原，是委婉曲折的在纠正朝廷的失误，用心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