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如果陛下要想千秋万载，那恐怕什么制度都无能为力；但如果想要避免‘六七之厄’，尽力延长国运，那么一套运行正常的体系，或许还可以有一些大用。”
以历史而论，武帝死后儒生再起，被酷吏们摧折久了的贤良文学怨愤不堪，都在私下里议论什么“汉家有六七之厄”；而他们也果然在四五十年后扶持了王莽上来，好好给了汉家一记暴击。死后的事情本来也管不了了，但仅仅从这个时间上来看，就可以判断出儒生力量扩张的狂野迅猛——不过四十余年的时间，原本敬陪末座的卑微工具人居然就能堂皇登场，强势到篡位夺权的地步了！
事有轻重缓急，相比起虚无缥缈，不知结果的“神圣性受损”，似乎还是儒家的威胁更直接、更迫切、更不能规避。两害相权，这个咄咄逼人的威胁，难道不该是首要解决的重点么？
穆祺注视着刘先生，神情颇为殷切；而其用意，则已不言而喻。
刘先生犹豫片刻，终于缓缓颔首：
“……好吧，具体的安排，我会和‘他’商量一下。”
在踌躇半日之后，刘先生终于从蜀军营中折返，找到了另一个“自己”。双方闭门密谈，具体议论何事，已经不能知晓。但第二日一早，长安天子即从军中传出谕旨，明发长安，通令施行。与往常的惯例不同，这份谕旨一反常态，谈论的不再是绵延多日的劣币案，而是提及了军队在战后的处置。谕旨宣称，先前为了预备战事，在军中培训了大量的军医，如今战事已毕，这么多军医卓有功勋，亦不能随意安置；因此下令在县及乡的三老以下，设置医官一职，由退役的军医充任云云。
如果只是粗看主题，这张旨意也只是寻常。毕竟劣币案后皇帝百般安抚军队，出台了不少恩惠人心的政策；如今给随军的军医按功劳安排一个职位混一混，似乎也不算是什么出奇的事情。唯一出乎惯例的，大概就是这张旨意格外地——呃——详细。
大汉自有制度，皇帝与丞相的分工，一向极为明确；以如今的惯例而言，大约是天子在内朝议论大政方针，敲定之后明发给丞相府办理；照此惯例，天子在诏书中允诺了军医们医官的职位，那么这个位置具体的职能及俸禄，应该由丞相府负责拟定。但如今皇帝越俎代庖，却在圣旨中荡开一笔，特意叙说了这些新任医官的职守：他们要负责在地方看护病患、防治瘟疫、收集草药，以及“广纳贤良、传授医方”。
是的，医官们不仅要负责构建最基础的医疗体系，还要负责拣选人才，向他所驻守的地方传授知识——不仅仅是医学知识，还有作为基础的数学、物理、化学常识；而朝廷赐命之后，对后一项还会有考核。圣旨中明确规定，关中的医官三年两次，其他地域的医官五年一次，都要带着自己培训的优秀弟子到上林苑接受考核，顺便接受新的、更高级的教育。
——换句话说，一旦这些的医官就位，就等于无声无息之间，将整个教育权都抓在了手里。
教育权抓到了手里，剩下的事情就要好办得多了；既然规定了每三年五年来上林苑接受一次考核，那么考核合格之后，皇帝龙颜大悦，向成绩优异的人才赏赐官职、爵位，借此建立一整套选拔体系，那不也是顺理成章之至的事情么？草蛇灰线，伏笔千里，这才是谕旨中的关窍所在。
事实证明，虽然皇帝平日里简单粗暴，大棒横扫，但真要用起心机，同样也可以精深微妙，难以克当；皇帝亲自斟酌、亲自动笔，努力将最关键的词句隐匿于重重的排比与修饰之中，不叫儒生们察觉端倪——毫无疑问，舆论与教育是儒生绝不能弃守的两块阵地，要是贸然插手，搞不好会有直接开战的嫌疑。
如果儒家只染指了顶层的三公诸侯，那直接开战其实也就开战了。以武帝的心狠手辣，原本也不在乎杀几个丞相九卿；但要命在于，至少迄今为止，儒家走的都是基层路线，普惠道路；如果下定决心，不怕损失，那公孙弘这种人杀了也就杀了，但只要皇帝精神状态稍微正常，还没有进入巫蛊之乱后半疯的魔怔人境界，那都不可能派出酷吏，到民间去和儒生激烈斗争，所谓转相属引，波及无数——你的统治基础还要不要了？
要打老鼠，却怕伤了玉瓶儿；这就是与儒生斗争的为难之处。不过想来，如今的儒生全副注意，尚且还放在圣人之言的道德理论上，对于这种纯粹出于数理的玩意儿，或许是并会不怎么留神的——当然，他们留神了大概也看不懂，这就是学科之间的天堑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