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承天之命，修正一些历史的错误。”
司马仲达抬眼：“天命？”
“不错。”
管理局的本事这么大，怎么不能算做另一种“天”呢？他接的是管理局的委托，自然也就承接的是天命，这在逻辑上并没有问题。再说了，单单就历史的实际表现来判断，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确实也不像是有什么天命在身的样子——什么符运命数之类的玄学姑且不论，就算皇帝年年做，明年到我家；这天字第一号的封建大爹的位置，也总该有自己的职守。两汉的军功豪强当然都有自己的短处，但驱逐蛮夷开疆拓土，厘定制度安稳朝局，各自也算尽到了各自的历史义务，到最后体面退场，对煌煌史册、千古人心，也都还有一个交代。而两晋以来的士族高门，那就真是内政外战，无一可取；“时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天下为公，本来就是难之又难的事情；封建高层为自家门户打算，也是绝难避免的历史局限之一。可是令人难绷的是，就算是名利作祟，一心要为门户私计，那士族高门的谋划水平，也堪称是菜得抠脚，可以，和狗混一桌的水平——这些人平生最擅长的是挖墙脚而非搞建设，等到他们上台了还是要不忘初心，卖力大挖墙脚而非搞建设，于是顺利搞出了社稷崩摧、五胡乱华，搞到宇宙大将军侯景匹马南渡，杀得南朝士族尸横遍野，血染长江为止。
某种意义上，魏晋以来数百年的历史，都可以算是一个巨大的、偶然的错误；老迈的统治阶级无力维持局面，新生的力量还太过弱小；于是历史交棒的空白期居然被盘踞于腐朽躯体上的寄生虫所趁，给所有人都搞出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大活。
与这种大活相比，就算是复辟汉朝、光复旧制，按照东西两汉的体系再勉强混上几百年，那都能算是侥幸之至，有绝对先进性的伟大创举了。更不用说诸葛氏在制度上的创新还极有可法，混得好了整出个新体系也未有可知。所以穆祺全力支持北伐，也并不只是为了一点历史情怀，而是为了更深沉的考虑——汉室当然可以灭亡，但总该拖到新制度和新力量成熟之后再灭亡；否则平白让一群废物寄生虫摘了果子，那该有多么的可惜！
穆祺寥寥数语答完，随后紧盯着司马仲达的眼睛，预备着此人稍有疑问，便强力回击，比如科普科普西晋东晋历代皇帝的妙妙决策，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疯癫错乱不可理喻，什么叫正格的“天命已失”、“天厌之”——说真的，后世司马家的皇帝自己看了现状，都觉得自己家的政权肯定要完犊子，这就叫有口皆碑、丝毫不容狡辩的“天厌之”，保管司马仲达一句话也回不上来。
可是，司马仲达默然片刻，却忽的问了一句：
“所以，历史是可以改变的？”
穆祺愣了一愣：
“某种意义上讲，当然也是可以改变的。”
“既然可以改变，那尊驾的作为，就委实不可理喻了。”司马仲达低声道：“尊驾因为后世的举止，剥夺司马氏的天命，转而给予诸葛氏。但时日长久，诸葛氏就真能无愧于这个天命么？”
“那就用不着——”
说到此处，穆祺忽的停了一停。他后知后觉，猛然意识到了某个关键：
“——卧槽，原来司马先生是想玩共沉沦的话术呀！”
不错，这句阴阳怪气的的问话本身并不要紧，要紧的题眼有且仅有“天命”二字。在古代的语境中，“天命”是“皇权”的同义词；司马氏篡夺了皇权当然也就篡夺了天命；而仲达话里话外，一定要将武侯与“天命”捆绑，实际上就是在传达一个阴狠的、恶毒的、难以解释的揣测：
——怎么，诸葛村夫的儿子就不会篡位了？
忠诚？高洁？端方？在对着洛水放屁之前，司马氏一族规行矩步，廉正端直的声名也未必就比诸葛武侯差到哪里去；如果死的时间早上那么五六年，多半也是可以流芳千古的正面人物。只不过风云际会，时运凑巧，历史恰恰就出了那么一个可以把名声变现的窗口，于是司马仲达毫不犹豫，一把梭哈，才撕下了几十年的老脸不要，让世人看清了那张隐伏大半辈子的真面目。
这样的长袖善舞，极限反转，足可见司马仲达操弄人心的功力；而正因为有此功力，他的疑问才格外诛心：
你要把天命从司马氏手中夺走，交到诸葛武侯手上；那你又怎么保证诸葛氏不是另一个隐藏得深、隐藏得更好，恰恰早死了那么五六年的司马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