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告一出，满场随之哗然，群情汹汹如沸，几乎立时便不可遏制。
这样的愤怒，自然完全在长安天子的预料之中。
实际上，在接到老登的详细报告之后，独居深宫的天子肯定是愤怒狂躁、不可自抑——他当场就拔出剑来，将几案一刀两断，然后咆哮痛骂，同样骂出了很多极为刺激、极为恐怖、足以令当事人就地昏厥的可怕脏话。不过，在短暂的狂怒之后，他又不能不呼呼喘气，强力克制，咬牙切齿的盘膝而坐，开始重新阅读那一份可怕的文件，逐字逐句的寻觅细节。
如此克制自抑，一面是不愿意在送信的冠军侯（哪怕是“另一个”）面前过于失态；另一面则是镇定情绪，要思索得更深更远——死鬼老登反正都已经不管俗事，闲极无聊下爱怎么发火就怎么发火，可以将情绪烘托得无穷大；但他这个活皇帝可不一样，在呼哧呼哧喘完粗气之后，还得绞尽脑汁的思索更大更麻烦的事情：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谁在谋划这件事情？——以及最重要的，该如何给这么个摊子善后？
显而易见，这样天大的疏忽必然会激起天大的愤怒，而在秦汉军国体制下，士兵们的愤怒从来又是政治中最激烈、最不可控制的因素。不要忘了，战国时的中山王也就是忘了给手下分一碗羊肉汤，就被车夫直接送进敌阵来了个亡国套餐；而现在士兵所遭受的损失，可比区区一碗羊肉汤要厉害得太多了，激发的后果，恐怕也要远超一个车夫。
这样的后果该如何消弭呢？以寻常皇帝的做法，或许可以派遣一个使者解释案情、宣扬处置、设法安抚士卒的情绪；但武帝可不是寻常天子，他敏锐的意识到，士兵的情绪同样也是强大、暴烈、不可琢磨的力量；而派遣使者安抚情绪，则无异于给了外人染指这种力量的机会——无论这个机会多么渺小而荒谬，在原则上都绝不可容忍；所以，他思前想后，悍然决定，自己亲自动手，绝不给外力一点缝隙。
至尊宣布案情之后，底下士卒的喧闹此起彼伏，刹那间几乎有炸营的架势；而高居其上的皇帝镇定自若，通过方士的大喇叭从容告知了另一个决定：
大家吃了苦，受了罪，这一点天子都知道；所以天子决定，伪劣钱币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全部由少府填补。
话音刚落，站在高台两侧的侍卫同时伸手，一把扯下罩在木车上的红布；于是十几车小山一样的新铸铜钱灿灿发光，耀眼夺目，一下子就震得下面鸦雀无声，再没有半点声响。
这是皇帝亲自命黄门拣选的“美钱”，都是新开模新锻造含铜量十足十的好钱，一枚可以当寻常铜钱两枚的顶尖货色，是少府特意储存，只有在赏赐藩王公侯时才会拿出来的宝贝。而如今天子一道圣旨，几乎把库存搜刮殆尽，又紧急征用驰道、招募民夫，才费尽心力，将这批用于补偿的物资运输到位。
没错，“补偿”。到了这个时候，至尊才终于掀开他全部的底牌——少府的物资并非用于“赏赐”，而是“补偿”；对有功将士的犒赏由国库支出，对过往损失的补偿则由皇帝自掏腰包，全盘承担；责任判然分明，一点也不混乱。而圣上亦当机立断，立刻宣布了补偿的政策：
其一，伪劣货币蔓延已有数年，具体损失已经难以统计；所以此次补偿，全部采取自报自销的准则；士兵们自己统计、自己核算、自己向上汇报损失的大致数额，然后当场直接按数额领取补贴，不必经过任何核实——所有需求，全部满足，无论你如何狮子大开口，圣上绝不与你计较分毫。
其二，前车之鉴不远，如果士兵们怀疑这一次带来的铜钱不够分量，那也可以按照方士教授的法门当场检验、判断优劣，发现一个劣币，天子当场赔你十枚；如果还是不够放心，那同样可以将赔偿换为丝绸绢帛、各色铁器，同样是现场兑现，不打折扣。
话音刚落，站在高台下的侍卫再把几块红布一掀，又是凛凛寒光，映人眉眼。皇帝站立于寒气金光之中，高高举起那把红色的喇叭，淡定宣示了最后一句话：
“……出发之前，曾经有人向朕建言，说让士卒自行上报损失，必定夸大其词，白白浪费财物，不如让官吏核算，更为方便；但朕想，刀笔吏深文周纳、刻薄寡恩，那里是寻常人能应付得来的呢？与其被他们刮上一层，不如朕这里行个方便。再说了，天子富有四海，岂必与壮士争此锱铢之利！朕信得过诸位，亦无须多虑。”
此言一出，偌大校场寂静一片。安静少顷之后，挤挤挨挨站了一地的军官轰然下拜，口称万岁，声响震耳轰鸣，回荡四面，仿佛是一座山都在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