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皇帝陛下在成都城东游西逛问了一圈, 即没有找到敲诈, 也没有找到勒索；那这么一来, 问题自然就浮现了——他们先前在长安城中遇到的敲诈和勒索又算什么呢？
要知道，西蜀的政权还是一个安顿不过十余年的残缺集团, 制度草创人心不稳，在外还有强敌压顶；在这样艰困苦难的的前提下, 人家都能把政治秩序搞得这么好这么妥当，那定鼎七十余年的大汉治下，那原本并不怎么显眼的小小缺点，就突然间变得凌厉刺眼，难以忍耐了。
要是古今中外，大家都一样烂，那可能刘先生也不觉得什么；但现在骤然跳出来一个别人家的孩子，那他肯定要大受刺激，并为之破防了。
当然，刘先生一向不会把时间内耗在自我折磨上；一旦心理防线被突破，那他的愤怒会立刻四处爆发，随机炸死一个不长眼的缺德货色。
“上一次雷霆震怒，葬送了一个京兆尹、一个内史令，这一次被刺激破防，又要葬送哪一位高官？”即使对着卫霍，穆祺也绝不留情面：“当然，葬送了高官能换来秩序改善，那也算物有所值，并不亏本。但以现在的局面，到底要填进去几个高官，才能让陛下满意？”
卫青稍稍有点尴尬，不觉移开了目光。作为相随几十年的大臣，没有人比他更熟悉皇帝的作风了。长久以来老登的管理思路如出一辙，从来是不换思想就换人，用人选人固然不拘一格，杀人罢人同样也是毫无顾忌；而如此凌厉粗暴的作风，屠官如泥沙的思路，也必定会筛选出最精明、最敏锐、最有才干——同样也是最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人物；这些人一定可以完成皇帝期许的目标，但至于完成目标的代价如何，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在卫青的记忆里，上一世皇帝也曾为长安城的治安动怒，为了恶少年肆虐市井的事反复问责京兆尹；只要问题稍一拖延，立刻是铁棒横扫，大力换人，最后换来换去，换到了当时还籍籍无名的酷吏王温舒头上。
实际上，与长安官吏敲诈勒索的问题一样，恶少年肆虐市井的事情也是京师不大不小的顽疾，牵涉到权贵干政外戚跋扈游侠为恶，里里外外一通乱麻，绝不是轻易可以料理；治大国如烹小鲜，本来就该精心慢慢料理，才能在秩序上稍稍见成效；不过酷吏却自有酷吏独特的法门，王温舒上任不到半月，立刻就派人将恶少年统统拘捕，驱赶入郊外的山洞中封死洞门，绝不放一个走脱；等到一个月后里面的人全部饿死，他才下令打开洞门，用木板车将尸体逐一运出，当街排列，公开展览——时值盛夏，尸臭熏天，遍于四野，京城内外为之战栗；治安立竿见影，立刻就到了路不拾遗的境地。而代价嘛，代价就是四郊的农民吓得魂飞魄散，好几个月不敢进城做买卖，搞得长安城蔬果断绝，好多人便秘得拉不出屎来。
上一次是治安崩坏，叫皇帝不满，最后献祭了上百个恶少年了事；如今吏治腐化更叫皇帝破防，那重压之下，又要多少人头才能解决问题？
真要是割人头能解决问题也就罢了，反正皇帝从来不在乎人头。问题是卫青隐约感受到，就算把人头像稻子一样一茬一茬的割下来，就算在长安杀得尸横遍野血入沟中，把基层官吏彻底清洗一遍，可能也没办法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要是皇帝再次穿越驾临成都，搞不好还会再破防一次。
所以…………
“那位诸葛丞相。”他犹豫片刻，低声道：“治政理事的水准，当真如此高明么？”
“如果以史书的评价而论，大概是管、乐之才，兼而有之。”穆祺脱口而出：“如果以实际效果而论，那就是以西川一州之地而力敌曹魏九州，还能在国内维持一个清明而稳定的政治秩序，所谓遗惠在民，千年不忘……不过，才能实绩，其实还在其次，治理这样如履薄冰的小国弱邦，执守的第一要义，还是在于德行。”
所谓德重于才，所谓操守大于能力，这样迂腐而又古板的言论，听起来不像是出自穆氏这种神经病之口，倒像是某个道学先生的宣教。但实际上穆氏很少在诸葛丞相的事情上发神经，他郑重其事说出这一句话，是真正有感而发，思索了很久之后才下的定论——到了某个层级上，德行、操守，或者说政治理念，还真就比能力更加重要。
当然，这不是说才能就不要紧。政治是分配利益的交易，精妙的分配技术与灵活的处理手腕可以极大程度减少交易成本，更好更方便的实现自己的目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才华都是非常好的工具——譬如张汤、譬如公孙弘，皇帝用他们用得得心应手，这就是才能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