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皇帝不可能真下场一个又一个的检查工作，必须要有人肩负起检察体系的工作；而在诸葛氏的制度设计中，处士横议、清流舆论这一块的职责，是由太学生们负责的——年轻气盛、身家清白、没有过多的利益纠葛，这样的人负责放炮负责制衡，其实相当合适。
不过，太学生适合监察议论的前提，是别有用心的党争还没有渗入到太学之中。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宦官士族束甲交攻，极端化的政治蔓延至太学之中，几乎将学生们一撕两半，学术体系彻底崩盘；于是处士横议变为党同伐异，舆论监督变为撕x大战，天下之事，从此再不可问。
有此前车之鉴在前，武侯便相当注重维护新生的政治秩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守则，便是将丞相府的执行权与太学生的监察权有限区隔开来，避免双方勾连，遗患无穷；而为了执行这条措施，自成都初定、秩序建立之后，除了数次礼节性的视察以外，实际统揽政局的诸葛丞相就很少踏足太学，甚至强力约束部属，将高层政治的纷争基本隔绝在学堂以外。所谓内外有别、所谓举止有度，即使在西川高层斗争最为激烈，即所谓李严“行苏张之事”的时候，武侯都从没有将顶层的权力冲突公之于众，更没有让冲突扩散，牵扯到整个国家机器，威胁脆弱的政治平衡。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运转权力的关键不在于放肆，而在于克制。不过，这种克制也是隐忍的、含蓄的，党争、权斗、政治撕扯，每一个都不是能上得了台面的东西，更不是大汉丞相可以公开宣扬、公开阐述的信条；这种类似于申、商权谋之术的阴冷秘密，只有武侯最亲近、最信任、最不会隐瞒的亲传弟子，才能有幸窥视到真传。
比如——比如将这一事实转告给穆祺的那位“第一手信源”。
可惜，第一手信源已经转告了他，那他就不方便再转告别人了。所以穆祺踌躇片刻，并未开口，只是心中依旧疑惑：武侯的政治理念不会随意变更，那当然也不该随意突破惯例；以过往的惯例来看，丞相府根本不该过度牵涉太学的事务，武侯仅有的几次到访太学，都是光明正大的礼仪性质，是陪着嗣君一起去的重要公务。
……诶，等等，“陪着嗣君一起去的重要公务”？
穆祺霍然瞪大了眼睛。
三天之后，穆祺衣着一新，带上同样衣着整肃的皇帝陛下以及卫青霍去病，再次穿越了调整完毕的“门”，跳跃至另一个时空。
——是的，“衣着整肃”；虽然在穿越之前，刘先生曾经表现过小小的傲娇，表示自己是大汉天子，刘姓正统，没有必要郑重其事的换大衣服拜见后世的丞相，一揖一礼也就罢了，就是一言不发，对方也没有资格质问；但穆祺强力镇压了这不合时宜的傲娇，极其凶狠的做出了绝对有效的威胁：如果皇帝陛下在此时不识时务，那么以后谒见太子及青宫属官，他恐怕也要识不得时务了！
“尊重是相互的。”他板着脸道：“希望陛下明白这一点。”
总之，陛下还是换上了一堆拉拉杂杂的新衣服，拉长了一张驴脸跟在了他身后。
新衣服新气象还是有用的，至少成都城中巡视的兵卒并没有为难他们，过问几句后就放走了几人；而凭借穆祺手中不知来历的令牌，他们顺顺堂堂混进了太学，出门登高，钻到石室的后山东绕西绕，最后分花拂柳，绕进了不知何处的一个小小山洞——两尺见方，藤蔓缠绕，除了几方小小石凳石桌以外空无一物；其简陋凄清、荒凉冷淡，与外面装潢一新的太学学堂格格不入，简直要让人见而止步，怀疑是不是走错了位置。
刘先生在洞外停下了脚步。他颇有嫌弃的拎起自己新衣裳的下摆，小心避让开地上腐败的野草与淤泥，啧啧有声；他左右环视一圈，嘴立刻撇了起来：
“你确认是这里？”
穆祺抽出一张纸条，仔细对了对山洞里的石壁：
“……应该，应该没有问题。”
刘先生怀疑地挑了挑眉：先前诸葛氏寄来的信中只说了可以在太学周遭碰头，根本没有指定具体地点；但穆某人看过后信誓旦旦，一口咬定就是在后山见面，完全不必做任何确认，带着人就直接往这里冲。现在当头撞进这么个山洞，自然让人大感疑惑：大汉丞相如果没有什么怪癖，那为什么会对这样简陋的地方情有独钟。
面对这样疑惑而凌厉的目光，穆祺神情有些尴尬。显然，他绝没有那个荣幸洞察武侯的内心世界，所以这个地点根本就是那位第一手信息源提供的——第一手信息源告诉他，诸葛丞相教诲嗣君的时候，除了传授光明正大的经史子集以外，还会在闲暇时指点一些阴冷的、隐秘的、很难直接示人的权谋，所谓“申、商之法术，韩、李之阴谋”；而为了契合这种阴冷的基调，传授的地点多半是在某些较为偏僻、暗淡、不易被人察觉的地方；比如太学的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