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恭恭敬敬的遵守了贵公子的指示, 老老实实将诸葛丞相的回信装进了贵公子先前托付给他的一个小盒中——一个小巧、轻便、质地坚硬而光滑的盒子；豪商分辨不出它的材料，但凭本能也知道这一定是件宝贝。以他原本的心思，是打算以此奇货可居，在事后狠狠敲贵公子一笔的，但现在事态突变，当然也就只有算了。
不过，就算再心怀敬畏，他依然想不通对方那些含糊其辞的交代。贵公子只是让他将回信装在盒中，却从没有约定过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来取；这样一份关键的信件现在砸在自己手中，那又能有什么用处呢？
总之，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等候以后（老登：实际上也不过两天而已），穆祺终于从贴纸张开的“门”中取到了他期盼已久的信件（老登：再重复一次，实际也不过两天而已）；他迫不及待的摸出了那张薄薄的书信，将之稍稍举高，直面太阳，脸上渐渐洋溢起了某种梦幻般的、不可思议的满足表情。
刘先生：……诶不是，你这就多少沾点恶心了。
在刘先生冷漠的目光下，穆祺缓缓开口，语气中依旧带着朦胧的情绪。
“这就是。”他轻轻、轻轻道：“诸葛丞相亲笔的书信。”
刘先生：…………
无视了老登那张硬得可以当挡箭牌的脸，穆祺翻动书信，将封口凑近旁边的炭盆，借着热气溶化胶质，再用竹片小刀插入纸缝，沿着浇水的缝隙仔细挑开，尽力不破坏封口上印泥的原貌——这可是诸葛丞相的私印！还有本人的花押！你知道那个价值吗？你知道这个意义吗？你知道这份原件一出，四川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会立刻暴起大扯头花，扯到连大道都磨灭了吗？
可惜，刘先生一样也不知道，他只关心他自己——他先前也不是没给穆祺写过信，但穆祺从来是接过信封后chua一声把封条撕成两截，扯出信件就开始看；什么时候又有过这样的细致体贴、无微不至？
真正是欺天了！！
他的脸色很难看了：
“这封信都写了什么？”
都写了些什么天书，能让你高兴得跟吃了蜜蜂屎一样？
“就是寒暄的信而已。”穆祺逐字逐句看完，颇为郑重的下了定论：“嘘寒问暖、表示善意，并且表示，如果双方都有闲暇，可以设法见上一面……”
说到此处，穆祺的语气慢慢迟疑了。他一行行读过信件，脸色浮出了古怪的茫然。
“他不是都答应见面了吗？”皇帝冷笑：“你还摆出那副样子做什么？”
“信件说，可以在城南万里桥道东的石室见面。”穆祺小声道：“丞相会在三日后视察太学，刚好方便碰头。”
“石室？”刘彻愣了一愣，记起来了：“文翁创立的学校？”
孝景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于成都城南修筑石室，并创立蜀郡郡学，号为“石室文学”；后来两千年文脉不断，绍续直至现代，仍旧是西南鼎鼎大名的中学——孝武皇帝时的文学名家司马相如，少年时就曾负笈游学于石室；而托《上林赋》、《大人先生赋》的名头，皇帝也多少知道石室的底细。以此西南文脉富盛之地，设一个太学也不是奇事。
“那又怎么了？你认不得去石室的路？”
“不是石室的事情。”穆祺低声道：“是太学，太学的事情……依照惯例，武侯应该是很少去太学的。”
“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呢？
穆祺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很难解释——因为这问题也根本没法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如果要条分缕析，一一摸清，那肯定也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难于启齿，甚至……甚至可能要牵扯到整个西蜀的政治架构，乃至于诸葛丞相的理念。
诸葛丞相的政治理念是什么呢？自然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他所兴复那个汉室，又显然不可能一比一复刻两汉的制度——无论文景武宣的功绩多么辉煌，过去的终究已经过去；往事不可复现，枯木再难逢春；高明渊深的政治家，当然不会蠢到膜拜死物。所谓“复兴汉室”，多半还是旧瓶新酒，别有机心。
因为朝乾夕惕，事务冗杂，武侯基本没什么时间详细论述他的政治理念；于是这套政治框架的细节，就只有从葛相最亲近、最密切、最能拿到第一手资料的人口中转述；而以穆祺听到的转述来看，武侯理念的核心，可以以《出师表》中的名言，一语蔽之：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概而论之，在新的体系中，皇帝垂拱于上，丞相总览其责，百官各司职守；君主不再插手具体行政事务，而统揽的是“托付”的权限——拟定战略、裁夺大政、下总的决心；而具体的事务执行，则由丞相及百司负责，各自整整有法；当执行出现问题时，皇帝则“治臣之罪”，根据职守的划分分别问责。决策权执行权与问责权分开，避免东汉以来权责混乱、上下失序，中朝外朝彼此撕扯，皇权不得不依靠宦官执政的窘境——以西蜀十余年实践来看，这种新设计的体系委实算得上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