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不奇怪……”
“不奇怪？”
“是的。”穆祺道：“这几天我送了几台蜘蛛机器进去，悄悄潜伏到了附近的别业庭院，从好几位高官的书房里拍到了不少的好东西……”
他抽出一张照片递给他，照片上拍摄的是一张墨迹淋漓的绢帛，笔法峻厉、法度严谨，看来是试演书法的练笔之作。当然，魏晋士大夫沉迷翰墨，各个在书法上都颇有造诣，练一练字也不算奇怪；但关键是，那些练笔的语句中，除了常见的《论语》、《道德经》以外，居然还夹杂着几个熟悉到可怕的句子：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诸葛孔明，《出师表》。
得了，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了。宴会上谈论“葛氏北伐”，还可以说是酒喝多了管不住嘴
；私下里练个字都要顺便拐一句《出师表》，那就只能说明政治取向是真的有问题——我手写我心，这样私下里一人独处时的表现，是骗不了人的！
刘彻的声音变尖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魏国士族还是什么扭曲阴湿的诸葛控吗？何等变态的展开啊！
“事实上，这也是早就有人议论过的事情。”穆祺道：“很早就有历史学的观点指出，虽然官方上肯定是大加批判，但在私底下的叙事中，魏晋的大臣却普遍对诸葛氏怀有一种极为微妙的情感，并不是简单的敌国酋首可以概括……”
实际上，仅以正史而论，正面描写诸葛氏的《三国志》反而颇为收敛；陈寿毕竟是敌国降臣，忌讳太多；考虑到武侯又有与司马懿正面对垒的往事，所以叙事上不能不极力克制，乃至趋于冷淡；但这种冷淡一点也不妨碍朝野上下的情绪，倒是郭冲这种根正苗红的晋臣，反而肆无忌惮，全力开火，搞出《条亮五事》之类纯粹亮吹的营销号大作——而这样狂吹诸葛、贬抑司马的营销号大作居然能爆火一时，流传千古，就可以看出西晋上下的倾向了。
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不妨碍嘛！
不过，皇帝陛下就很难理解这种心理状态了，他目瞪口呆：
“为什么？”
为什么要搞这种明里批判暗里狂吹的调调？你当你是傲娇吗？！
穆祺摸了摸下巴：“我想，是因为恐惧吧。”
“恐惧？”
“不错，恐惧。”穆祺道：“实际上，魏晋两朝从诞生之初，就是笼罩在相当浓烈的亡国气氛中；这两个政权从建立到灭亡，都从来没有显现出过一丁点兴旺发达的新生气象，而当时士族的悲观厌世情绪，也是出乎意料的严重……”
魏文帝受禅之时，就有人冷眼旁观，说出“魏柞恐不得久”的阴森预言；司马氏兴起之后，名士们留下的最著名的论断，则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即使三家归晋，天下一统，看似国力鼎盛，威震四海，但有识者遍查上下，仍旧要对着洛阳宫殿的铜骆驼痛哭流涕，喟叹“会见汝在荆棘中！”
要亡国了，要亡社稷了，要亡天下了——即使在国力最盛、局势最稳的时候，这样歇斯底里的悲观与恐怖仍旧萦绕在士人们的心中，化为不可解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难以排遣的究极噩梦；所以魏晋的诗歌才会那么虚无、凄厉、亢郁——那本质上是无处排解的恐怖在文字上的倾吐，是政治上再无出路之后破罐子破摔的发泄：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马上就要灭亡，大家都知道这个安乐的假象立刻就要崩溃，于是干脆及时享受，肆无忌惮地挥霍浮生仅有的一点快乐。
当然，这种恐惧实际上是很奇怪的。后世往往将之归类为政治迫害下的悲观；但如果仔细检查魏晋以来的历史，那名士清流们在政治上其实是赢麻了的——曹魏篡位时他们有了九品中正，可以理所应当控制仕途；司马篡位时大肆封赏，从此皇权真正与士族共天下。可以说，由东汉以来，士族鲸吞蚕食、日拱一卒，终于彻底掌握了政权；这样赢了又赢，胜了又胜的局面，到底有什么好悲哀的？
所以，皇帝只是怀疑之至的从鼻子中喷出一口气来，没有立刻说话。
“这里的恐惧并不是对利益的恐惧，而更近似于对未来的恐惧。”穆祺解释了一句：“本质上，士族其实非常清楚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他们恐怕也非常清楚，自己这些做派，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毕竟是垄断教育的名士，不是大字不识的草包。士族显贵们只要翻一翻历史，就能立刻知道他们搞的这一套——垄断仕途、打压人才、奢靡腐化、清谈误国——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而也正是因为清楚这样的结局，恐惧才会油然而生，不可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