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捡来的权力，而不是自己挣来的地位——东汉先天不足，本来就有豪强坐大的风险，自孝明皇帝四十七岁崩逝之后，后续的君主再没有一个能越过四十的门槛；幼帝即位大宗绝祀，皇位上七八十年都坐不上一个成年人。君主失位权威沦丧，豪强的力量随之坐大。无需谋算、无需拉扯、无需算计，只要坐在家里等着皇帝一个又一个的接连蹬腿，空缺的权力就会从天上掉下来；这样白捡的地位，哪里还用得搞什么长久谋划、吉列豆蒸？
不过，这里强调运气并不是替世家开脱责任。实际上，如果抛开封建道德观念，那种由运气得来，天幸天赐的权力，比血腥搏斗得到的权力，危害性和破坏性还要大得多。
斗出来的权力可能肮脏污秽，但至少胜利者必须懂得敬畏权力的规律，否则全家都要上路；而如果是天上掉下来的运气嘛……既然是凭运气躺着得到的，那就没有必要为了它多操一点心；所以世家侥幸登台之后，抽象操作仍然是毫无收敛，乃至愈演愈烈——在篡夺政权之前，他们把持仕途、排斥异己、清谈误国、不理政事；在篡夺政权之后，他们依然把持仕途、排斥异己、清谈误国、不理政事，根本没有意识到国家已经属于自己，而自己至少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恪尽一点职守。权力来得太轻松了，所以压根就没有为权力负责的意识。
比专制更可怕的是集体不负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可是，也正是因为这种集体不负责，反而让魏晋南北朝的局势变得非常尴尬、非常难以料理，因为你跟本就找不到这堆烂摊子的负责人——谁来负总责呢？曹魏吗？可曹氏掌权不过三代，自己的位置就被撬走，委实背不动大锅；司马氏吗？就算司马氏要为西晋的败落负八成的责，可渡江之后晋帝的皇权很快旁落，继位的要么是白痴要么是傀儡，属于和狗混一桌的待遇，要让他们肩负南北分裂的惨烈后果，似乎也实在有些亏心。
无人负责，无人承担，所以也就没有传统英雄故事中，杀死了魔王后大家都能幸福快乐过上新生活的美好结局——因为压根没有黑手，就没有魔王；而在这种局势下，向区区一个弘农杨氏动刀动枪，根本就于事无补，连泄愤的意义都没有。
虽然穆祺只解释了寥寥十几句，但皇帝依旧迅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冷冷一哼，心中未免有些悒悒。因为如果穆氏所言不差，那就意味着他最擅长的手段——提起刀子大杀特杀——已经近乎失效了；杀死阴谋首脑是很有用的震慑手段，但杀死一群多半依靠运气躺赢的角色则根本没有意义；因为死了一批之后，无非是另一批侥天之幸的废物顺风上位，将弘农杨氏换为另一个不知道底细的姓氏而已。
说白了，河内司马氏的先祖也不过就是项羽分封的殷王司马卬，败军之将，声名寂寂；但靠着后人能苟能忍，外加一点妙不可言的时运（谁知道曹魏皇帝蹬腿这么快？），都能顺风混上帝位，那普天之下，又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他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话里话外的意思，好像说这不是一家一姓的问题，而是什么‘制度问题’。”老登漠然片刻，忽然又道：“‘制度问题’……你们觉得，这个制度真的有问题吗？”
卫青、霍去病：…………
这话真让人没法接了。先不说回答会不会冒犯皇帝。就算真要回话，那多半也是两难之境——如果承认制度有问题，那在这个制度下被提拔起来的长平侯与冠军侯算什么？如果承认制度没有问题，那难道魏晋南北朝的一切是顺天应人，无可避免？
逼迫臣子面对这样两难的问题，某种意义上算是君主失言。所以老登问了一句，也就不再多说了。他非常清楚穆祺的意思，知道如果是“制度问题”的话，那就意味着得做相当多复杂琐碎的工作，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而做这样细致琐碎的工作，又势必要他深入到整个东汉的进程中，观察历史的细节——非常的麻烦，非常的辛苦。
当然，穆祺的话不一定可信。毕竟刘先生自己也知道，政治上的事从来都是各执一词，就算穆氏不至于下作到公然撒谎，但只要在关键的消息上稍微做一点扭曲，也足以改变整个事件的走向。而要抵抗这样的扭曲，依旧需要一一查证，检验整套逻辑的可信程度——同样是非常的麻烦、非常的辛苦。
不过，他毕竟是皇帝，这样辛苦而麻烦的事情，似乎也不一定要麻烦到自己身上。所以刘先生顿了一顿，从袖中摸出两本书，递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