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嘛，有人居然敢跳出来直接向光辉美好的三代、儒家安身立命的最大依仗发起攻击，那事情的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说白了，你现在都敢攻击三代，你将来敢做什么那我想都不敢想！
理所当然的，当这本《竹书纪年》的复印本从未知渠道被泄漏之后，本就与百家斗得大道磨灭的儒生们立刻赶到了不可遏制的狂怒。在他们看来，依仗着造纸术与印刷术勉强与自己周旋的诸生不过是手下败将、冢中枯骨，就算一时得意，终究也不难消灭；但胆敢传播这种可怕黑料的异端却是决计不能容忍，非得以重手强硬出拳不可。事关道统，仇恨不共戴天，要是不用点手段，恐怕当真要以为儒生可欺了！
当然，强硬回击，也要有张有弛；而儒生的应对，大致仍是得体的。一开始他们虽然愤怒，却并未大肆围剿这本妖书，生怕动静太大，反而抬高了这种低劣黑料的身位；于是仔细斟酌，只派出小辈出战，质疑这本书的根底——你说这是魏国史书这就是魏国史书？根底都不清楚的东西，有什么资格上桌？
应该说，这套辩驳逻辑还是非常有力的。穆祺提供的《竹书纪年》当然是真本，但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原版竹简早已失散殆尽，没办法提供任何佐证；质疑一本来历不明的印刷物的可靠性，当然是非常稳妥、非常有效、决计不会出错的好办法——如果晚上那么一百多年的话，这一套辩词说不定就真的成功了。
但很可惜，现在这个时间毕竟还是不够长。祖龙的确搜括了六国的史书，但大秦的执行力显然没有强到无远弗届、使命必达的地步；在关东关中等统治薄弱的地带，仍然有大量六国王族和公卿遗存，至今都可以发挥影响；这些遗老们世代传承，不会不保留一些有关于本国史册的抄本——当然，私下流传的抄本必定是散乱的、细碎的、不成体系的，甚至根本没法整理；但只要这些抄本还存在，那么就可以从各个角度做全方面的比对，而比对的结果嘛……
反正，在就《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争论了大概十余天后，长安的儒生们就果断闭嘴，迅速开始了转进。
就转进的方向而言，儒生们一开始是想出动铁拳，直接呼唤丞相公孙弘强力出手，用妖言惑众的罪名将妖书直接封禁；但还好向上汇报之后，真正的大儒公孙弘聪明绝顶、明见万里，立刻阻止了这近乎白送的愚蠢举止——如果此例一开，是不是下一次学派再起争论，圣上就可以引此旧例，直接封禁掉他不喜欢的一切著作？
你搁这儿复辟暴秦《挟书律》呢？
文人之间的事情，能讲规矩的时候，还是尽量讲规矩比较好。于是众人商议再三，无可奈何，只有重回辩经路线，并调整辩论思路；从此不再强调史书本身的来历，转而寻章摘句，质疑起了史书材料的真伪：就算《竹书纪年》是真本又如何？史书是真本，就意味着史书上写的都是真的啰？
这个质疑的逻辑还是非常清晰、非常靠谱的，可以说一发中的，立即就缓解了广大儒生的精神内耗。但如此辩论，却也显然有极大的弊端：不针对史书本身发论而只质疑史料真假，那意味着已经默认了《竹书纪年》的地位，等同于打破了儒家对上古历史的绝对垄断，允许异端思潮上桌——这是非常惨痛、非常悲哀的让步；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与儒生抗争的百家士人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已经在私下里组织了对《竹书纪年》的讨论，并得出了不少重量级的成果。如果儒生们再这么装聋作哑、坐视不管，那等到话语权全部沦丧之后，真是哭都来不及了。
而儒生这样艰苦悲哀的反抗，无疑大大取悦了嫌弃无聊，且对儒家颇有偏见的皇帝陛下。他当然也知道，这区区一本《竹书纪年》并不能算决定胜负的棋子，以儒生的人才济济、钻研精微，早晚能够在学术体系中彻底消化这一波异端的刺激，甚至推陈出新、巧施手腕，将此异端消化自身的给养——两虎相争，强者为胜；儒家实在是太大太强，以至于可以兼容并蓄、因势利导，将一切不利的冲击都转化为有利的优势。在这种庞然大物面前，一本异端史书，也不过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已。
不过，这本身也没什么关系。《竹书纪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但皇帝巧妙挑拨，本来也只是为了一时的念头通达而已。所以他欣然旁观，大为喜悦，只觉多日以来的种种淤积的愤怒郁闷，真是于此刻尽数倾吐，一扫无余。为了扩大这种恶劣的喜悦，扩大斗蛐蛐的无穷乐趣，他甚至还特意在朝会上加了一句，要延请长安各门的博学之士，到宫中来讲解对《竹书纪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