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既不是文、景时的人更淳朴，也不是现在的人更尖刻，纯粹是因势利导，市场供需的无形大手在稳定发挥作用而已。
听这话似乎不像是在讽刺自己（说实话，老登现在都被讽刺得有点ptsd了），刘先生的脸色缓和了一些。他思索片刻，又道：
“听你的口气，好像是把责任归咎于什么‘技术进步’了。”
穆祺道：“陛下想要这么理解，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第58章
“这与你以往的口径可是大相径庭啊。”老登淡淡道：“你不是曾向我反复强调, 新技术的伟大力量么？”
“新技术当然有伟大的力量，所以无论用于善恶，都会有惊人的效果。”穆祺道：“实际上, 高明的技术用于破坏、用于镇压、用于反动，一样也是绝佳的工具……陛下应该已经见识过这种力量才对。”
老登皱起了眉：“什么？”
“造纸术。”穆祺曼声道：“难道陛下不觉得奇怪么？造纸术是被蔡侯改良的, 最迟在东晋的时候, 工艺已经基本完善, 成本也完全可控；但陛下应该知道, 这种更廉价、更方便的知识载体被发明之后, 知识的流动是变得更容易了呢，还是更艰难了？阶级的流动是更顺畅了，还是更固化了？”
这简直是废话一样的疑问, 稍稍听点八卦都能回答的疑问；大汉的知识普及或许也好不到哪里去，但现在的丞相公孙弘先前是替人赶猪的穷鬼, 现在的御史大夫张汤是小吏的儿子, 他们凭着个人的才气和皇帝的赏识爬到这个位置，至少是将知识变现了一个好价钱；但如果一一再往后计数, 那东汉时已经有了累世三公、高门贵姓垄断仕途的苗头；到了魏晋之时, 干脆一步跃进至九品中正, 什么养猪倌爬到御史丞相之类的可鄙笑话，那当然是绝不会有了。
懂不懂我们九品中正“世胄蹑高位, 英俊沉下僚”的含金量啊？
所以, 问题也就来了。明明有利于知识传播的跨时代发明已经出现, 为什么知识的流动却愈发艰难，艰难到近乎于封闭的地步？
老登没有回话, 穆祺也并不期待他的捧哏，他自顾自接了下去：
“归根到底, 技术只是技术，技术不是自成的神迹。技术需要人来运用，而人运用技术的方式，甚至可以决定历史的走向，魏晋南北朝演示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世家高门证明了，造纸术同样可以用来控制知识的流动。”
用造纸术来控制知识的流动，这在各种意义上听起来都相当魔幻。但在历史上却绝非不可能。魏晋高门掌控仕途，依靠的是所谓“经术传家”的释经权垄断；如弘农杨氏兴于《欧阳尚书》；汝南袁氏兴于《孟氏易经》，父子相继，世代相传，累世专攻一经，完全掌握了对儒家学术的释读。不过，儒家经典又不是武林秘籍，《尚书》、《易经》的原典在市面上亦并不罕见，真正帮助世家垄断学术地位的，是对经典的引申、比拟、再诠释，是高门数代人上百年所精心打造的话语体系——而这一整套复杂的体系，都需要有廉价、轻便、高效的物质作为载体，比如说纸。
西汉的大儒拼死拼活，传下来的《公羊春秋》、《左氏春秋》释读，顶多也不过十余万字，聪颖高明的寒门子弟，靠着悄悄偷学死记硬背，背也能把精髓给背下来，如果时运凑巧，不是不能迈过那一道青云直上的门槛；可至东汉晚期以后，各家所传的经术注释长篇累牍，动辄数十万乃至百万字，那就完全超越了人力可以记诵的范围，也为学术分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了讨厌的、放羊放猪的野生天才出来捣乱，大家排排坐分果果，彼此吹捧赞扬，日子当然好过得多了。
而这一切的基础，都得是纸——孔老夫子钻研学术钻研了一辈子，毕生的成果也不过就是撰写《春秋》、编订《尚书》、精选《诗经》、注释《易经》，能有几本书也就不错了；而魏晋高门大姓嗑药行散、扪虱而谈，居然各个都能整出琳琅满目的私家著作、典籍高论；这显然不是后辈的智慧吊打了祖宗一千倍，而是时代诞生出了更方便这些人发癫、灌水、制造学术垃圾，通过庞大信息来垄断知识的工具。
廉价的知识载体居然变成了垄断知识的工具，这在各种意义上都能算是地狱笑话。不过地狱笑话只是过于地狱，却并不违背逻辑。因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穆祺屈指敲一敲桌板，为陛下引述他并不陌生的条文：“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绝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它……比创作技术更重要的是由谁来掌握技术——在造纸术上是这样，在金属冶炼技术上同样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