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皇帝已经在用思考当年巫蛊之变的逻辑, 在思考这一次的事件了。
——喔，这一次的事件或许还要更严重一点；毕竟，巫蛊之变中牵涉到的骨肉至亲，应该还能在武帝冷漠的内心中激起一点涟漪；而这一回嘛，皇帝大概只会觉得根本就是好死，最好死远点，别死自己跟前。
不过，无论心中是如何不屑一顾，充满了愤怒的暴虐，皇权毕竟不是一人可以完全拍板的万能许愿机，即使强势如孝武皇帝，仍旧需要说服他的基本盘，征求铁杆心腹的赞同，或者至少是默许。
所以，他停了一停，平静开口：
“做大臣的都有各自的难处，平日里瞒一瞒哄一哄，其实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横竖不痴不聋，不做阿翁。但无论如何，这些人也该有个限度——敷衍其他的就罢了，在军饷上居然也敢敷衍塞责，放纵无视！眼下正是用兵之际，如果军中因此有了变故，其奈江山社稷何？”
说白了，老登当了几十年的皇帝，官场该懂的潜规则全都门清。西汉尚且不存在什么廉洁自励的操守文化，学得文武艺卖予帝王家，那高位的官员吃一点喝一点收一点，地方的冰敬炭敬宫里四季的赏赐，都可以拿，都没有关系；皇帝都能大度理解，予以充分的容忍。但同样的，当高官们主管的业务出了一点毛病，陛下操起刀子杀他们全家作为补偿，那想必他们也能大度理解，予以充分的容忍吧？
再说了，少府负责选矿铸币，御史和廷尉负责监督，丞相负责统揽全局；如今铸币出了毛病，找他们追责本来就是理所当然；至于责任具体怎么划分，划分的责任是否就真是罪该万死，那就属于很次要、很不必操心的内容了。毕竟——
“用兵之时，军中一定不能出变故。”老登重复了他的底线：“如果军中出了变故，就一定要用强有力的回应，平息一切可能的猜疑。”
穆祺愕然看了他一眼，显然是立刻就听出了潜台词。公孙弘张汤等人有罪无罪其实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军饷中掺有劣钱的大雷需要有足够份量的人头来填坑，未来士兵们的怒气能有一个恰当的、合适的发泄渠道——以老登的估计，丞相加御史大夫加十几个两千石的人头应该可以抚平这个愤怒，恢复朝廷的威信；如果还嫌不够，那就只有往诸侯王、往长公主、甚至往先太后的娘家身上攀扯了。
让军队满意是首要的，其余是次要的；让士兵们恢复信心是首要的，三公九卿们开不开心是次要的。派人细细查慢慢审，或许可以明辨罪行、减少政治上的强烈刺激；但也更可能会有遗漏和疏失；但反过来讲，只要不分轻重把人统统宰了，那不就肯定可以保证没有漏网之鱼了吗？
——我勒个秦汉军国主义王朝啊！
穆祺的脸有点发绿了。
不过，凭此寥寥数语，他大抵也理解了老登骤然应激的缘故。劣钱当然是很严重的事故，但应该也不至于把老登刺激到放大绝招；不过，这回发现劣钱的时机实在是太不巧了——居然是在战争前线，居然是从士卒手上发现，居然比例还如此之大；那搞不好就是有人以此为棋子，在蓄意的动摇军心、腐蚀士气、煽动士卒对皇帝的怀疑。既然如此，那皇帝反应过激，自也在情理之中。
由伪造货币联想到动摇军心，由动摇军心再联想到篡夺军权；老登的想象力唯有在这一层能如此飞跃。但关键你还真不能指责他飞跃得太离谱，这个逻辑链条毕竟是真实存在的，至于有没有证据……嗨，老登在这上面从来不需要证据。
涉及到军队事务，那就连卫霍都不好说什么了。以他们的身份地位，如果还要执意为张汤等说情，那只会适得其反，激起刘某更大的反感与不快。经过长时间的思索后，刘某心中怕不是都已经构思出了一个组织严密权势强大欺上瞒下的叛国篡军集团（当然，他根本没有证据，但还是那句话，证据并不重要），任何牵涉到军权的人贸然发言，都只能更加挑动怀疑和猜忌；这个时候能开口说话的，只有完全的局外人……
“我觉得。”穆祺忽然里开口：“这倒也不至于说是什么针对军队的变故。”
老登抬头看了穆氏一眼，没有说话。
显然，皇帝倒绝不怀疑穆祺会试图篡夺军队（想想现代世界的武力，篡夺一支冷兵器军队有什么意义？），但出于对穆氏理智的怀疑，他并不怎么相信此人说的话。
“我检查了所有伪造的货币，发现它们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穆祺道：“有的货币做得很精巧，特意将铁藏在了铜钱内芯里，需要砸开铜板才能看出端倪；有的货币就非常粗糙，铁和铜一半一半，用肉眼都能看出来颜色不均匀。如果真有什么精细巧妙、深谋远虑的阴谋，总该管控一下工艺流程，而不是放纵这种残次品到处流通，增加暴露的风险……再说了，这里的很多伪造货币，都是士卒买卖吃喝，从沿途百姓手中交换来的。难道还有人能控制自由买卖中的货币流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