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总是觉得，教给你那些钻营攀附的东西，会不会叫你心里瞧不起先生，或者干脆教偏了你，叫你真去钻营攀附了。先生担心啊，所以只教给你‘直’、‘正’，就算是没有什么大作为，也叫你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日后高中也做一个清清白白的官。可是你那天给先生论的一番奸臣和忠臣的道理，叫我明白，你大概是生来就要做官的，这个道理，我八年前也没悟透，偏叫你一个小孩儿说透了。现在的李显光，他该是为官的好手了，也只能说在此方行政清明不招惹嫉恨罢了，若想着再进一步，却是三个字——难难难！”
段之缙听着先生的夸赞，没有一丝自得，他的三言两语，尽是悲凉和激愤，秦先生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多说无益，不如跟你讲讲李显光这个人。”秦先生感慨完了，不做停留，立刻开讲。
段之缙也赶紧从刚才的情绪中挣脱出来，听着先生讲课。
“你要过考试，学问是不必说了，安平多年的考题你母亲也找来，你也见过了，自己说说想法吧。”
“学生以为，知县大人该是主张无为而治之人，恐还是重农轻商之人。”
“这是为何？”
“先生请看题，这三年间三次县试，每次县试四场考试，共几十道题目，考过《礼记》中的‘并官省事，静事意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孟子》的‘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以及《论语》中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等等，第一则是想要裁减冗官杂部，其他的多是发展农业生产，重本抑末。况且……先生所授的课业，也一直都在强调重本抑末，只是学生有一事不明。”
秦先生浅嘬了一口茶水，点头让他直言。
“学生在家中时，曾听奶娘说过外祖家和前任的县令交好，又见安平县内商贾如云，外祖也不见被官吏勒逼的愁色，并且知县也惩治了逼捐的税吏，为何出题时还要如此呢？”
秦先生瞅瞅段之缙蹙眉难解的样子，笑道：“你心里烦气一个人，可也没恨到想他死的程度，他又能给你带来巨大的利益，你会将他置之死地吗？”
段之缙代入了一下，知县是当官的，对于安平县来说就是最大的长官，所具有的权势地位是自己所不能及的，便是前世的自己，有钱到了一定的境界，不喜欢的人来送钱，自己也会置之不理。因而段之缙深思熟虑一番，回道：“先生，知县为一方父母之官，商贾不过是最末之民，这些利益他大可以不要。就算是要，也完全可以通过苛捐杂税，或者税吏勒掯，何必要改善安平的从商环境，使商业如此兴旺？”
“你知道一个知县，年俸有多少吗？”
“学生不知。”
“知县，正七品的官员，每年四十五两俸银，四十五斛的禄米。”
四十五两，其实说少也不少，能叫一家人过上不错的日子了，又有四十五斛的米，折算出来，至少有六千七百五十斤重，二十口人吃一年足矣，对于为官清正者，这些钱粮难道不是绰绰有余吗？因而段之缙冷笑，“看来安平县的知县也是不知足的人了。又想要青名，又想要金银，真是委屈了他学的圣贤道理，反给商户行了便利。”
“非也非也……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啊！你可知，这四十五两的银子和禄米要用来做什么？”
“难道不是供他全家的吃喝？”
秦先生抽一口烟嘴，讥笑道：“要是这些银子能只供给官员及其家眷的吃喝，世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贪官污吏，正税之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苛捐杂税。有些时候，不是官员想贪，而是他们不得不贪。不贪，整个衙门都就地解散了。”
“先生何出此言？”
“知县一年四十五两的俸禄和四十五斛的禄米，养着他自己和整个衙门的一家人。书吏，朝廷是一分一文也不会给的。差役，朝廷一年也就给六七两的工食银，也不够一家人嚼用。再有办理公务的笔墨纸砚和差旅钱，全都要从知县的俸禄里出，哪一样是便宜的东西？再有和上下级交际，请客吃饭，现在的席面，像个样子的都得十两银子。你自己说说，四十五两的银子，够不够咱们知县吃喝的。”
段之缙恍然大悟，原来是与清制一样，那倒也真是不得不如此了，否则这个衙门都得散。这要是做了清官，纯属贴钱上班！多少寒门士子，深夜苦读，就算是圣贤书再刻骨铭心，它终究是不能当饭吃啊！
“因而，咱们这个县令，虽说是心里厌恶商贾，但还是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环境。一则是国法如此，纵然商贾下贱，但是律令已经规定了应当如何管理，断没有那些税吏私下勒索的道理。二则，想必你也清楚了。光你外祖一人每年要送给安平知县两千两白银，送给德平知府白银五千两，即便为了钱，他们也得捏着鼻子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