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之缙回道：“便是一时不来犯，你怎可料定一世不来犯？”他转向皇帝，“照臣之愚见，即便是不通商，还得尽快建设水师。”
兵部尚书当即反驳：“若无利可图又何必来犯？”
“上了岸不就有利可图了？若是日后有倭寇来犯，你能对今日之事负责吗？”
“我敢保证，五十年内倭寇不会来犯！”
“五十年后扒了你的坟，把你刨出来对倭寇一事负责吗？”
“你！”兵部尚书气得脸红脖子粗，坟茔在当代比生前住所还要重要，怎可叫人拿来说嘴，于是又气又盼望地看向皇帝，指望着皇帝给他做主。
皇帝也觉得段之缙有些过火，咳嗽了一声骂道：“叫你们来有什么用？一张嘴就是吵！”他看向自己那四个默不作声的儿子，问道：“你们也别光顾着看热闹，有什么看法说出来，不要怕说错。”
照例该从太子开始，但太子秉持着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不错的原则，一味地说“全凭父皇做主”。皇帝瞪他一眼，看也不看二皇子直接跳到了纪明祚——他真正的“储君”身上。
“明灯，你来说。”
纪明祚被点到，从容出列一步。
他方才冷眼旁观段之缙与兵部尚书的激辩，心中早已有了计较。父皇虽不耐烦争吵，但对通商之事绝不排斥，只是对耗费巨资建
立水师犹疑不决。
“父皇明鉴。儿臣以为，段大人言水师之必要，诚然有其道理。海疆万里，乃国门藩篱，不可不备。倭寇狼子野心，观前朝便可深知，岂能以一时之安而料定永世之宁？‘思患而豫防之’，古之圣训也。故儿臣以为，训练水师，建造战船，实乃固我海疆、扬我国威之要务，确应着手筹办。”
可对于通商一事，他想着老师的教导，顿了顿，话锋一转，回道：“关于以通商之利供养水师之策，儿臣以为失于本末，且遗患无穷。”
他看向段之缙，“段大人，《洪范》八政，首曰‘食’，次曰‘货’。食乃民命所系，国之根本。商虽为货通之利，然究其根本，亦需仰赖农桑所出。若朝廷大开通商之门，专以商税为水师之资，此乃舍本逐末，极易使天下士农工商，竞趋末利，荒废本业。长此以往，膏腴之地无人耕种，商贾之风日盛，人心浮动，追逐锱铢之利，则国本动摇矣。”
“且段尚书所言‘随进随用’，甚至‘借贷于商’，儿臣以为更为不妥。通商之利，盈亏难测，岂能将国之重器悬系于商贾逐利之途？一旦海路受阻，商税骤减，水师粮饷立时断绝，数万水军顷刻间便成无根之木，朝廷将何以自处？难道真要与商人借贷？此非朝廷体统，更有损天子威仪。”
皇帝欣慰一笑，倒真是说出了几分道理，王自平和那些大儒也真有几分本事，这样教导下来，叫明灯做皇太子便不至于败坏了祖宗的基业。
他循循善诱：“你既然说不能以商税养水师，那应当如何供养？”
“儿臣以为当以田赋正税为根本。水师耗费虽巨，亦应于正项之中，或开源节流，或统筹调度，精打细算，徐徐图之。此方是长治久安、不伤国本之道。”
段之缙眉毛一挑，看一眼方叙墨，方叙墨面色一凝，还不等他说话，苏橙就先问道：“三皇子的意思是，想在摊丁入亩之后再增田税了？可摊丁入亩已经加了不少的田赋，十几年间连加两次田赋，是否有损于陛下的圣明？乡绅已经多从贱业，即便是不以此为主也参与其中，再加征那土地谁来耕种？”他哂笑一声，“您方才也说，商贾之风日盛，人心浮动，追逐锱铢之利，则国本动摇矣。现在又说加田赋，岂不是逼着他们去从商？”
三皇子不紧不慢答道：“那就加征东南商税，加征两倍三倍来。东南的通商向来稳定，除此之外夷人也没有别的地方能与我大国互通有无，我朝之茶、丝、瓷，于外邦小国一日不可或缺，即便加税他们也不得不通商。再者重赋之下也能倒逼他们弃末从本，稳定民心。”
苏橙见他上钩，转向皇帝下拜，“陛下，臣以为此法万万不可，东南比之十几年前兴盛无数，皆有各地摊丁入亩的缘由。土地上获利少而与外夷通商利大，因而加征之损失足以被通商之利覆盖，现在商科已然沉重，若再加两倍原本因利而来的商人又会因利而去。不经商，不种田，又不能做官做工匠……陛下，定然会出乱子的。”
皇帝颔首，看着纪明祚道：“都听见了？朝中久历政事的大人是如何考量的你要勤加学习，赋税不是想征就征想加就加的。”
“是儿臣思虑不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