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房间里点好蚊香以后，便去外面走走。不知不觉已经是傍晚，有人在湖里洗东西，也有炒蔬菜的香气从一些窗户里漫出来。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太一样，很快想起来，若是在平日里，这会儿正是我独自出门赶去菜场的时候，时常与摊贩们之间的寥寥数语就是我一天里说过的全部的话。有一回卖鱼的摊儿来了个面生的男孩，给我捞鱼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臂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我差点儿就忍不住要开口问，你的手臂怎么了。又把话吞回去，总归不是很想承认自己的孤独。所以此刻与阿乔拉着手，走在其他人生活的场景里，竟然感觉有些，生疏。
经过间小小的道观，一位穿了褂子的男人坐在门口摇扇子。阿乔驻足看了两眼，扭头问我说，要不要试试看。我摇摇头。
“算一次多少钱？”他执意往里面走。
“愿意给多少都可以。不给也没有关系。”男人说。
“你能在外面等我一会儿么？”他看看我，其实也不是在征询，然后就跟着男人走进里屋，拉了层帘子，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没有告诉过他，我去算过一次命。同事间早早相传有个算塔罗牌的女人很神，我从他们那儿要来地址。她住在半间四合院里，像几乎所有算命的人一样，养着只灰色的暹罗猫。我从路边买了些水果与鲜花当做礼物，但心里其实对于结果并没有抱什么太大的期望。只是当时的走投无路感过分强烈，面对前方的道路也彻底丧失了选择能力。
她坐在我对面，让我在心里慢慢想清楚那个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想了一会儿，试图回到事情出了错的地方，但其实根本无法从过往的记忆中理出头绪来。所以我干脆想了个简单明晰的问题，三个月以后我会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奇怪的是，虽然记住了问题，如今却想不起来当时摸到的牌究竟是哪些，也想不起来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所以大概只是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而已。我心里也并没有真正做好一个寻求确切答案的准备。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交谈，对我来说，这是很少见的与陌生人之间的交谈。夜深以后，我们都疲惫不堪，她从蒲团上站起来，问我要不要吃些面条，她说她做的西红柿打卤面极其美味。我非常饿，便也没有推辞。于是她去厨房里打蛋，切西红柿，再剥几颗大蒜在油锅里爆香，动作都是心定气闲地一气呵成。一边烧开水煮面，一边随手在水龙头底下洗两株油麦菜。她对我解释说这也是她母亲最爱做的面，明明是一样的做法，但做出来的味道却会非常不同。她喜欢把西红柿用小火炖得更酥烂些，汁水也收得更黏稠些。
所以在等待收汁的时间里，我们就站在厨房里聊了会儿天。我没话找话地问她是不是每天都自己做饭，她说差不多，有时候她弟弟也会住在这儿，他也喜欢做饭，做的面条又是完全另一种滋味。接着她说起她的弟弟来，她说他俩小时候没在一块儿长大，弟弟被父母带在身边去了城里生活，她自己则跟奶奶一起住在山上。那会儿她在山上养着头小鹰，会站在她的肩膀上，跟着她去上学，神气得不得了。
她问我说有没有觉得她现在变得驯良许多，我笑着点点头。然后她又说院子里那棵香椿树再过一个月就发芽了，招呼我到时候再来做客，说是到时候不算塔罗牌也没有关系，就专门来吃香椿炒蛋好了。我说我们南方没有香椿树，她多少有些惊讶，向我描述了一番春天的情形，说每到春天香椿发芽的时候，用晾衣竿从树上够一够，摘下来的香椿打两个鸡蛋，够炒一大碗的。
这么说话间，面条就煮好了。她的面条是北方做法，干挑。又盛出两碗漂了菜叶的面汤来，说是原汤化原食。我们坐回到刚刚的位置，把桌上的零碎收拾起来，面对面地吃，并不再多说话。食物带来的温暖所起到的治愈作用，成为那个夜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时窗外毫无预兆地下起一场雨，伴随着惊蛰季节的雷鸣。她问我有没有带伞，我自然是没有。于是她提议说如果不嫌弃早上会被猫吵醒的话，可以睡在她的客厅里。
我自然是没有留下来过夜，从心底里来说我不是一个可以真正放松下来的人，面对热情也难免腼腆起来。等到雨水小了些，我起身告辞。我想我心里是得到答案了的，虽然并不明晰，却觉得重新获得了些勇气。临走时我看到院子里面那棵湿漉漉的香椿树，半截够到了屋檐外面。
她把我送到门口，突然问我说，最近常做梦么？
我说是啊，每天都会做，不过醒来以后很快也就忘记了。
她说下次试试看，醒来的时候不要挪动身体，不要睁开眼睛，这样才能把梦记住。我说好，我没有告诉她说那段时间里噩梦连连，有时候在梦境里大哭，醒过来却是没有眼泪的，只能说是，做了难过的梦，也不要难以相信。想要的明明不是记住，而是忘记。
去算命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阿乔，我之后也再没有去过那间四合院，虽然偶尔会想起，却又觉得好像一切都并没有真的在生活中发生过。只记得那天从院子里走出来，外面的雨变得很小，我似乎闻见一丝春天的暖意，伴随着植物的清香，但转瞬而逝，照旧是那么冷，从路灯下看，雨水里夹杂着细小的雪花。
这会儿，阿乔与那位不辨真假的道士已经在小屋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在门廊里等得有些累了，便沿着湖走走，找了级石阶坐下来。对岸的小饭馆已经沿着湖摆起了露天的饭桌，正对面的两张大圆桌上分别坐着两个中年游客。背包和相机都挂在椅背上，各自要的小菜又摆了小半桌，再加上几瓶啤酒，倒也显不出寂寞来。我心里不免称赞他们，我从来无法一个人去旅行，难道一个人待的时间还不够多么。
他俩在酒肉下肚后就干脆隔空聊起天来。他们一个从广州来，一个从重庆来。一个问说你们广州这几年发展得怎么样。另一个就答非所问地说起一桩刚刚从报纸上读来的反腐案件。这么说着，椅子也越靠越近，最后干脆坐在一张桌子上喝起酒来。这时候天也暗了下来，有条船来来回回两次，第三次经过的时候，船夫站起身来朝我挥挥手，我也只好轻轻点了点头。再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喝足了酒，收拾起东西，大步走到另一桌，与那位萍水相逢的人握了个手，潇洒地转身走了。
人与人之间这样的相逢大概是最好的，我这么想着，阿乔从布帘里走了出来。
“好长时间。”我说。
“嗯，就好像是把一生都聊完了。”他看起来很累。
“他说你能活多久？”
“可以活到八十九岁，其间五十三岁的时候会遭一次劫，生命就再减去三年。”
然后我们一起去吃虹鳟鱼，喝了些酒，说了点其他事情，并没有再提起算命先生说过的话来。空气里田野的气味都是陌生的，到了夜晚就带出些凉意。这好像是第一次，我们俩安于一种沉默，仿佛彼此已经经历过多年的婚姻一样，齐齐望着远处升起的孔明灯发起呆来。我竟然觉得安心，当然随之而来的，又是无尽的伤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