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会儿我有些记起他来，他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人，说是美国人，其实有一半的印度血统。最初是隔壁咖啡馆的常客，总是见他独自坐在店里公用的电脑前回复电子邮件，有时候也跟伙计们下两盘象棋。之后因为赊账赊得厉害被列入黑名单。其实整条街的咖啡馆，彼此都有沟通，我们也不是不知道这回事，但既然他混迹过来，胖子便拉不下脸来赶他走，又觉得店里需要有些这样的文艺人装点些门面，便嘱咐说一两杯咖啡的钱由着他去，但酒钱绝不含糊。胖子向来与慷慨大方沾不上边，那些经他手倒出去的酒都是用量杯比着的，绝不会手一抖就多洒出去一口。
我们都说不清保罗先生靠什么为生。他看起来有些年纪，在这儿也没有一份合情合理的工作，偶尔在一些英语期刊上发表豆腐块大小的文章，会拿来给我们看。我们这儿大部分服务生都不懂英文，敷衍着拿过来看一会儿，点点头。大部分的时间里他无所事事，倒是在咖啡馆一坐就能坐整个下午。
最初他还喜欢四处找人搭讪，他在北京待过些日子，中文说得算是不错，舌头里总是卷出些不合时宜的翘舌音。夏天时穿白色短衫与布鞋，春秋天加件米色褂子，冬天再裹件褐色毛衫，天再冷下去就见不到他了。他个子特别高，这些年间日趋消瘦，终日带着那副嗑药以后迷惘的神态，与人说话时不得不弯下腰来，显出一种真的在认真倾听的模样。但我们都知道其实不是的，他只是做出在听的样子，尤其在我快要离开的那一年里，他已经很少能够有集中精神的片刻。
偶尔有些夜晚他坐在尚未拆去的火车座里，对面坐着个女孩，他煞有介事地聊起诗歌和电影。我想她们都不会明白他在说什么，他自己大概也不明白，但是她们竟然都认真在听。白痴，我们在心里骂一句。
这么想着的时候，不知从哪里蹿出来一只肥胖的虎斑猫，在我腿边摩挲片刻，轻轻跃上桌子。有些迟疑似的朝我看看，然后伸出舌头，飞快地舔了一口奶缸里温热的牛奶。见我并没有动静，干脆就低头放心地喝起来。我向来对动物无能为力，一时不知道该做什么举动，只好望着它。愣神间却见到它被拎住头颈抱起来。抬头望去，它已经被抱在一个男人怀里。他看起来颇有几分眼熟，一定是过往老客人中的一位，却一时间无法把他的名字从记忆那潭已经浑了水的池塘里捞出来。
辨别不出他什么年纪，将近四十岁的样子，或许还更年轻些。头发理得很短，皮肤黝黑，眼神中透着股草莽干脆的气势，算得上惹人注目。如果没有搞错的话，他自己开了家小规模的广告公司，公司就在咖啡馆旁边，或许他的家也在咖啡馆旁边。所以过去是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的熟客。他的样貌还是那样，若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大概是瘦了些，以及前些年那种嬉皮笑脸的神态现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倦怠感。
他拖了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手里依然抱着那只虎斑猫，轻声说着，嘘嘘。他并不急着与我说话，像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似的。他便是那种典型的在咖啡馆里待久了的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都是松弛的。
“它叫什么？”我没话找话地问他。
“木耳。”他说。
木耳，我疑惑起来。虽然我向来都与木耳相处得不好，但是也分明记得木耳之所以叫木耳，是因为最初从花坛边把它捡来时，它浑身墨黑油亮，便给它取名木耳。它的脾气坏得要命，绝不像寻常咖啡馆里养的猫那样，慵懒、黏人。却是到处撒尿，抓坏沙发，不喜近人。若不是因为咖啡馆里那两天正好有过路老鼠，一定不会收留它。
“哦，不是原先那只了。”他想起来似的，抬头看看我，说，“木耳死了。”
“怎么会？”我追问。
“也就是上个月的事，它自己跑出去玩，门口正好在排管道，挖得一塌糊涂。它不知道是怎么受的伤，一瘸一拐跑回来的时候，都是血，把这儿当班的小姑娘吓哭了。之后送医院做了三个小时手术，横膈膜、膀胱和肺都动过了，胸口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内脏也都整理一遍。然后在医院里住了七天，特别难熬，还是死了。”他说着，把手里的虎斑猫放走。
“听着真叫人不好受。”我说。
“胖子对木耳算是尽心尽力，医院里这一个星期花去他六千块钱，还是没能救回来。你知道他这个人平日里小肚鸡肠的，不过还是念着那份旧。”他说。
“谁不是呢？”
“这只虎斑也是朋友寄养着的，胖子唤木耳唤得顺口，就不换了。”他说着，把猫放到地上，猫在原地舒服地打了个滚，又消失在了桌椅之间。然后他才转过身来，两条腿大咧咧地笔直伸到我旁边，挨得很近，我不敢移动脚踝的位置。
“你与两三年前我初见你时不一样。”他说。
“我们一直都算不上是认识。”我不免有些局促，他的眼神和语气都像是在调情。岁月无疑给了他一些好的馈赠，像是此刻的处事不惊。
“我刚刚看到你，你远远站在门口，像个男孩，非常坚毅，长身玉立。然后你此刻开口说话，表达又完全是个女孩，运转自如。你是怎么出落成这样的。”他虽然在笑，但竟然显得真挚。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说话间记忆不免被剥落一些，他的名字渐渐浮出来，我正要张口的时候，却看见玻璃门被撞开，满头大汗的胖子像朵祥云一样朝我们这儿扑过来。
“大奇。”他大声招呼着走过来，“兄弟也有段日子没见了。”
“看到你的短信，就过来走一圈。”大奇起身从屁股后面摸出包香烟来扔给他，然后胖子才转头看到我，愣了一会儿，接着笑起来，重重抱了我一把。他还是那副样子，生活的重担像是始终在折磨着他，一脸难以甩去的不满与抱怨。把我放开以后，浑身的肉都抖了一抖。他向来如此，一半是发自内心的热情，一半又是职业病的虚情假意，在客人面前要表现出惯性的热络与相熟，却常常别转屁股在背后漫不经心地说些闲言碎语。与此同时，心灵的敏感程度又与外表极其不相称，常常叫人哭笑不得。
他拖过一把凳子一屁股坐下，点了根烟，顿时就把我们与旁边那桌情侣间的空隙彻底填满了。那两人显然已经有些气急败坏，这会儿收拾起东西来匆匆走了，再也不会来光顾的模样。他们才刚出门，胖子就骂了句傻逼。吧台后面那两位小哥也并不着急过来收拾，吃剩的食物坦然自若地摊在那儿。要是放在过去，胖子早就对着他们大喊大叫起来，但此刻就连他自己也懒得回头往残局望一眼。于是我意识到他其实已经不在意这些了，不在意奶泡冷了才端出来的咖啡，也不在意冷柜里硬邦邦的布朗尼。他的心里像是有什么无法描述的东西正在慢慢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