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影碟机什么的并不重要，没有人会对一个在饭桌上偶尔遇见一次，甚至都没有说上几句话的人如此掏心掏肺。她只是太孤独了。
于是我看着她从一个鞋盒里翻出两根线，兴高采烈把影碟机接上，又盯着电视机屏幕直到跳出有提示语言的蓝屏。她轻轻欢呼了一下，提议说不如一起看一张恐怖片吧，她一个人的时候不敢看。我虽然如坐针毡，但她已经把碟片放了进去，又飞快地从地上拿起一个抱枕，坐到我身边。
是一张很旧的香港鬼片，我多年前就看过了，我相信她也看过，甚至看过很多遍，因为当那些恐怖的镜头还没有要开始的时候，她就已经熟练地捂起眼睛来，她对一切都表现得那么入戏，真的有些可怜。
“为什么你们俩不住在一起？”我忍不住问她。
“现在已经挨得很近了。”她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他住在西面，我住在北面。只有周末我们才会见面。那会儿我没找到工作，每天都很想他，然后我就出去散个步。家里附近有座天桥，我会走到天桥，买个烤红薯，再走回来。”
“那你一定很爱他。”
“他是我的初恋。”她想了想说，“我们第一次做爱是在我家附近的酒店里。是我提出来的，你觉得这样算是很爱他么？我出了很多血，把一整条床单都弄脏了，于是我们换到另外一张床上去睡觉，直到早上醒来，我们又做了一次。”
“嗯。”我支吾着，没有想到她会跟我提起这些，这些话并不适合跟一个来取影碟机的人说，我不知道如何应答，是否需要安慰她，总之我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那天他很伤感，他说自己长得不好看，他很自卑。”她这么说。可是虽然他现在已经过了最好的时光，但还完全算得上是英俊的男人。我心想。
“是他先走的，我就在窗户这儿看着他过马路，他在马路对面喊车。然后他好像知道我在看着他似的，朝着我的方向挥挥手。我还能记得那个时刻我心里的感觉，我后来又去床上睡了会儿，做了非常美好的梦。”她说，“我没有爱过别人，无法比较，但是我想这样大概算是爱吧。”
“你们会结婚么？”我随口问她。
“会的。”她说，“再等等，只是时间问题。”
这会儿碟片放完了，她开始为我收拾东西。我正好用一下她的洗手间。洗手间的灯光非常昏暗，马桶盖子上放着一盆浸着的内裤，大概有五六条的样子，上面有些很旧的蕾丝和抽了丝的蝴蝶结缎带。她大概是刚刚来过月经，血迹被洗衣粉泡得化开来，在水里变成浅浅的褐色。我把脸盆放到地上，用完马桶以后又重新放到原来的位置。然后我久久开着水龙头，让水流过我的手心，惟恐她的孤独就要传染给我似的。
等我走出来的时候，她已经把影碟机与其他零碎都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
“其实你也可以在这儿过夜，反正明天是周末。我们可以再说会儿话，我的冰箱里有速冻水饺，还有些啤酒。”她这么说。
“不用了，这段时间我都睡得不好，失眠得厉害。”我说，这是实话。于是她趁我穿鞋的时候又从柜子里翻出一小瓶药来，她把药盖拧开，像是要确认一下里面装的东西没错。然后递给我说这是她常备着的安眠药，并特意强调说完全没有副作用。在我坐上电梯的时候，她在我后面关照，“睡觉前吃一颗，然后你就安静地等着，一会儿梦境会像浪头一样把你掀翻。”走道里的光把她的面目照得白茫茫一片。
“谢谢你。”我说。
我无法知道梦是怎么开始的，当我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的时候，就已经身处梦境里了，梦没有来龙去脉，因此也几乎没有退路可寻。所以我在那片迷雾里只能往前走，我能够看到护城河边汽车打出来的远光灯，也能够看到结冰的河面上一道道白色划痕。我从来不知道要走多久能够走出去，那片迷雾总是突然消散，又再次出现，所有难过的梦都是如此，它并不是总在那儿，它又确实是总在那儿。
我从小湘家走出来的那个晚上非常想要大声喊叫，甚至想要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哭泣，我想把那个影碟机就此扔在垃圾桶里，但其实我什么都没做，我走回家，直接躺进被子里，睡意久久没有降临，于是我起身，从那瓶她拿给我的药里找出一颗来吞下。想了想，又吞了一颗。然后我再次睡回床上，等待着她所描述的梦境像浪头一样把我掀翻。而这个浪始终没有到来，我能感觉四肢已经抛弃了我，它们已经浸在了某个我所不知的梦境里，但是我的头脑如此清醒和疲惫，能够听得见所有细微的声响。甚至能够感觉到黎明时分窗外所有微弱的光芒。这之后有无数个夜晚我都是如此度过的。
直到第二天傍晚，我坐在出租车里，堵在长安街上，刹车灯亮成一片。外面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弥漫着冬天里的灰紫色雾气。有许多黑色的鸟儿从巨大的古树后面飞起来，纷纷撞入天空，无序地打转。
“是麻雀么？”我问司机。
“这是乌鸦啊！姑娘，你从来没有见过乌鸦么？”他说。
我又抬头看了一会儿，突然觉得困意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我喘着气，甚至抓紧了车门扶手，几乎能够看到灰茫茫的梦境迎面扑来，还翻卷起白色的泡沫。外面是乌鸦凄厉的叫声和不耐烦的汽车喇叭声。所以就是这样的，梦境就是这样进入了我的白昼。
陆 ◇
胖子在傍晚打来电话，声音里充满冒着泡的喜悦，说是保罗先生的妹妹这会儿已经到达浦东机场，晚上会去咖啡馆与他见面。他不用再担忧没有人帮他承担代付的那笔殡葬费用，自然是使劲地松了口气。他在电话里问我晚上能不能过去帮他个忙。我想我又能帮得了什么，他在那头解释说万一保罗先生的妹妹情绪泛滥起来，我作为女人还能说上两句安慰话。我勉强答应，不过要我说安慰话可真是为难我。
胖子的电话刚挂，大奇就打来。
“蟋蟀还好么？”他劈头盖脸地问我。
“还不错，刚喂了它点儿吃的。”我说。
“你都给它吃了些什么？”
“掰了半颗毛豆。”
“面包屑和水果皮也都可以。吃东西的时候分它些就好了。西瓜皮的白肉是它最喜欢的，指甲盖大小就够，多了会发霉发臭。过段时间等西瓜落市了，青椒和冬瓜也都可以。”他说。
“它能活到西瓜落市么？”我有些疑惑。
“这些都不重要。”他温柔地说，“等到明年夏天，你可以跟我一起驱车狩猎。”
“哦。”
“我一会儿去接你，我们去大吃一顿，否则怎么有力气去咖啡馆面对悲伤的事。”他说完嘱咐我把地址发给他。我能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一些喜悦，但这些喜悦有如大风天从打火机里打出来的火苗，连根烟都点不着。但我还是耐心地把地址在手机上打了一遍发给他，我至少还是在做出努力的，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