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到了酒店，不出意外的，我的心又退缩起来。酒店里同时有好几场婚礼在举行，我们跟着一个胖胖的新娘走进电梯，接着又穿过一两个充满陌生人的大堂。才刚刚开席而已，就已经有中年男人喝得酒气熏天。还有披金戴银的主持人，对着话筒声嘶力竭地念台词。我们靠得紧紧的，加快步子穿过这些虚情假意的喜气洋洋，我甚至想，再美好的爱情都会被这样的场面摧毁。
表妹的酒席摆在角落的小间里，我们并不是多么大的家族，这会儿全部到齐却也已经凑满十桌。爸爸早早就过来帮忙，这会儿看到我，兴奋地朝我招手，大声说：“来来，看新娘子。”他还当我是小孩，看到新娘就会兴奋。其实表妹并没有穿婚纱，只是一条简单的礼服裙而已。我与妈妈互相看了一眼，各自在心里鼓出些勇气来，努力向人群涌过去。
我们与所有面目相似的亲戚们打招呼，笑着，说着假模假式的话，尽力让彼此都感到满意。然后摄影师招呼我们拍照，我站在表妹旁边，她看起来已经有些累了，脸上的粉直往下掉，我有些同情她，她完全不认识其他与她一起拍照的人，这是场跟她压根没有关系的酒席。这么想着，几个人都各怀心事，闪光灯例行公事地啪啪乱闪，我们的表情明明都还蒙着，就已经拍完了。立刻有一群涂着发胶的阿姨潮水般涌来，把我们都挤到一边。
爸爸顺势把我拉过去介绍给两位他偶遇的旧同事。我含糊地叫着叔叔阿姨，其中一位司机看起来并没有长我多少岁，我这么叫着自己都觉得面红耳赤。可是只要一旦站在爸爸身边，我就立刻变回那个十几岁青春期里郁郁寡欢的少女。这么多年来竟依然没有学会圆滑地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真是有点可耻。他们插科打诨地开着玩笑，彼此奉承，偶尔也说起那些旧同事如今的境遇，免不了有些长吁短叹。我压根说不上话，在爸爸身边待着，间或微笑一下表示自己的在场。然后他们突然把话题转移到了我身上。
“现在在哪里发财呢？”他们问我。
我报了美术馆的名字给他们。那间美术馆在北京，是间小小的美术馆，我之前就在那儿工作。他们当然没有听说过，于是又问了一遍，像是有些惊讶似的。于是我重复了一次。这回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使了一个微妙的颜色，齐齐高声说：“不错啊，真不错！”他们这么说，我竟然觉得委屈极了。
然后按照传统，我与其他未婚人士被特意安排到了主桌，都是些完全陌生的名字被凑在一起，显得非常滑稽。而隔着一个座位坐着的，竟然是我中学时班里的男同学。他眼尖立刻叫出我的名字，我则支支吾吾。我念的是所不错的重点中学，初中时那些男同学都面貌相似，终日穿着灰色或者褐色的拉链夹克，根本很难记住他们的样子。而眼前的那位显然是把当时的穿衣风格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所以虽然觉得脸熟，却真的无法确切想出他的名字来。这个世界真是小得不可思议，毫无惊喜感可言，我本来只是想要闷头度过这个难熬的晚上而已。他显然没有看出我的尴尬，竟然起劲地叙起旧来。
“你还记得我们高二那年一起骑自行车去吴淞看海么？”
“那是高中一年级。”我随口纠正他。
“对对。你不会骑车，是坐在书包架后面，我们好几个男生一路带你过去的。”
“我会骑车啊。”我说。其实那种场景里，除了会记得自己当时喜欢着的男生，根本不会想起其他人来。那是高中一年级的国庆节，我们十几个人从学校出发一路骑到海边，看到些黑泥沙滩和乌泱泱的黄色海水，围拢在堤坝旁边啃了几口干面包以后就匆匆折返。骑回市区时累得要命，经过刚刚造起来的高架桥，桥是灰色的，我们的队伍拉得长长的。
“这两天你有空么，我们可以一起再去一次吴淞。”他郑重其事地说。
“啊？”我惊讶极了，几乎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而他竟然干脆坐在我旁边来，紧挨着给我断断续续讲起了他的恋爱史。他的表达实在是很糟糕，我也只能囫囵吞枣般地听他把中学毕业后的十几年娓娓道来。原来他毕业以后就去加拿大念书了，又与我们班上去了法国的女同学谈了场跨国恋。他在失恋以后回国，通过班主任要了好几个女同学的联系方法。他说是失恋以后就彻底失去了安全感，惧怕恋爱。但是终于觉得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所以想从认识时间很久的人里面去找“终身伴侣”。他认真地说出这几个字，我听着却完全像是一场笑话。我问他都约过谁，他竟真的报出几个耳熟的名字。
这时候酒席开始了，我如释重负地把目光投向站起来致辞的阿姨与姨父。而他还不依不饶地盯着我，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哪个问题？”
“过些天要不要一起去吴淞。”
“可是，我有男友了。”我说。说完有些后悔，担心自己的态度会不会伤到他的自尊，却根本是多虑。他摆出那种“哦，我知道会是这样的”神情，像是习以为常了。接下去我们再也没有交谈，虽然挨着坐在一起，却只是埋头吃着面前大盘大盘的菜。我无所谓，觉得这样也不错。敬完酒以后干脆跑到没有人的露台上去抽两根烟。没有人在意我的离席，他们都各自热闹。天气的凉意里还剩余着些燥热，因此明明是秋天，却带出开了春的感觉。我想起三年前刚刚去北京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天气。
我喝完手里的啤酒，正打算回去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转头看过去，是表妹。她有些不好意思似的朝我笑笑，看得出来已经喝多了，刘海被室内高涨的温度打湿了粘在额前。她用有点别扭的上海话与我寒暄了两句。我们聊了聊天气。她问我吃得好么，我说还不错，比平常吃到的酒席要好一些。她又问我是不是我们这儿的酒席都是这样的，她微微皱着眉头，看起来像是在找一个形容词。我说，是啊，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好像就说不上什么话了。
“我能抽你一根烟么？”她突然说。
“好啊。”我被她问得措手不及，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来。她从里面拿了一根，又凑近过来点了个火。
“薄荷的。”她深深抽了一口，说，“嗯，挺好的。”
“你也抽烟？”我问。
“嗯，不过这些天没有。”她朝那团热闹望去，笑笑。
“你妈妈知道你抽烟么？”我问。
“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我半夜在院子里抽一根。”她说，“念书的时候自由些，我常常与女孩们一起，在草坪上抽烟。”
“你妈妈知道么？”她问我。
“知道。”我想了想说，“她大概知道很久了。”
“嗯，她真好。”她说，“很早以前我被妈妈抓到过一次，然后她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