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为了表示对家族的尊敬，她还是事先跟崔幼伯商量了一番，随后由崔幼伯执笔给京城的崔泽写了信，详细回禀了此事，最后还诚恳的表示，他要全心铺在市舶司的筹建工作上，娘子一个人忙不过来，想请家里推荐一二能干的子侄过来帮忙。
开设学院是好事，且崔泽亲眼看到了积微学院带给崔家的种种荣耀和巨大利益，又听儿子详细介绍了广州的巨大潜力，几乎想都没想，便同意了儿子的建议。
其实他也明白，儿子儿媳羽翼已丰，这两口子要名声有名声、要圣眷有圣眷，就算他不同意，崔幼伯夫妇也会继续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
与其这样，还不如痛快些，何必给自己找不自在呢。
再说了，开设分院真心是件好事，哪怕是在最偏远的流放之地（岭南呀岭南），应该也能给家族谋取利益呢，即便不能，至少这里可以安排不少崔氏子弟，不管从哪方面想，崔泽都没有拒绝的理由。
至于崔幼伯信中提到的‘推荐’一事，崔泽稍加思索便圈定了人选，撇开洛阳的数百族人不提，就是他们京城这一支，随着时间的推移，儿孙渐大，只荣康堂这一房，年满十六岁的孙子就有两位数。
若是再加上隔壁的荣安堂，这个数字还要翻上一番。
崔泽虽已入了中书，是五相之一，安排子孙入仕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但朝廷不是崔家开的，宰相也不止他一个，他就是再能干，也不可能将所有儿孙都推入仕途。
不走仕途，那就做个教书育人的名士吧。
崔泽自信，有他在，崔家还能繁盛二十年。
可二十年在之后呢？
长子崔彦伯有能力却称不上出色，比他小十多岁的幼弟都一跃成为三品封疆大吏了，他却还在京城的几个衙门口兜兜转转，官职好容易才升到了从三品下阶。依着这个升官速度，估计等崔泽坟上的草长到一人高的时候，崔彦伯才能入主中枢吧。
长子不行，崔泽只能将全部心血倾注在长孙身上，崔令元确实比他父亲好些，可他太年轻了，等他有资格迈进议事堂的时候，估计要到三四十年之后呢。
这期间便又二十多年的权力断层期，崔泽现在要做的，就是力求多培养些帮手，即便自己退下高位，也有人扶持崔令元。
或许有人问了，崔泽干嘛非要吊死在一棵树上。他完全可以推崔幼伯上位呀。
其实道理很简单，崔氏作为一个传承了几百年的世家大族，家族中必有一些打死都不能改变的铁律。那就是‘嫡长继承制’。
就算崔幼伯再出色，他也是幼子。只要崔彦伯没有蠢到天怒人怨，崔泽就不能剥夺他的家主继承资格。
更不用说崔幼伯已经过继出去了，不再是荣康堂的儿孙，而是自成一支，以后荣康堂、荣寿堂两支会相互扶持，却不再是一家人。
话题扯远了，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崔泽为了给家族培养更多的助手，自是不会放过广州分院这个最好的平台，是以他特意将崔仲伯的嫡次子崔令简、族侄崔文伯派去了广州。
这两人年纪都不大，能不能干先另说。至少知道轻重，到了广州后，全力配合萧南，并没有因为她是个女子就生出半分的轻视，反而对她敬重有加。
此时的广州虽不至于是荒蛮之地。却也不甚繁华，地皮什么的比京城便宜了好几倍，萧南手里有钱，身上还有一品夫人的诰命，几乎没费什么吹灰之力便拿下了一块极大的地皮。
选定了校址。萧南又命随行的工匠按照京城学院的风格设计，接着便是招收劳力施工。
崔令简和崔文伯就是在这个时候抵达广州的，到了地方，只稍作修整，便开始挽起袖子干活。
崔文伯年龄大一些，便接管了学院工地的监管工作。
崔令简第一次出远门，萧南没有给他什么独立的差事，而是命他跟在崔幼伯身边，看崔幼伯如何筹备市舶司、如何选拔属官、如何与广州的州郡地方官打交道。
还别说，崔令简跟着亲叔叔早出晚归的忙活了小半年，白嫩的小脸儿晒黑了，有些单薄的身子健壮了不少，人也踏实、稳重了许多。
待学院建成后，崔令简不用萧南吩咐，就能有模有样的负责与当地世家打交道、招生等事宜。
见此情况，萧南终于舒了口气，除了些大事，她将学院的具体事务全都分派给了崔文伯和崔令简两人，自己则又开始忙碌起其它的事儿。
这个事与市舶司有关。
话说在市舶司成立前，广州已经有了海上贸易，大食（即阿拉伯）已经通过海路抵达了中土，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婆罗门（古印度）、昆仑（今中南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一带的区域）等处的商人也纷纷在广州进行贸易。
只是这些都是些民间活动，且规模不是很大。
当地的官员，为了彰显天国神威，对于这些外邦来的商人很是欢迎，甚至都不征收税赋。
而崔幼伯的市舶司正式成立后，对广州的中外贸易进行了详细的规范，什么划分市、坊区啦（即商业住宅分离），什么支持夷人兴建各自信仰宗教的寺庙啦，什么设番长解决具体的纠纷啦，什么规定税赋种类以及征收数额啦……等等等等，经过他近一年的规范、整顿，广州的海上贸易迅猛发展起来。
海上贸易发展迅猛，利益滚滚而来，引得无数商人前来。
很好，问题来了，大家都想出海做生意，那么就必须有交通工具，过去的小海船肯定不行，而大食人的海船也不会轻易让给唐人。
就在商人们心急难耐的时候，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一种名曰‘船坞’的东西正式落成，而崔氏船厂的第一艘海船也首次下水。
京城首富王佑安花巨资购下这第一艘海船，并率领一支二百余人的商队，满载一箱箱精美的瓷器和丝绸，在众商人热切的目光中扬帆远航。
半年后，王佑安的商队顺利返回，带回了一堆堆的象牙、犀角、香料和红蓝宝石等名贵货物。
成功的案例就在眼前，那些原就‘重利’的商人们更坐不住了，纷纷筹集资金、去崔氏船厂订购海船、招募商队壮丁……个个忙得不亦乐乎，恨不得立时就能载着货物出海。
托萧南的福，彼时的通讯比过去迅捷了许多，每日天空中都飞着各色鹞子、鸽子，有了这些伶俐、可爱的小动物，信息流通得格外快。
许多分布各地的大家族都知道了出海能赚大钱的消息，这年头。没人嫌钱多，只要有更要的生意，就算有风险。也会有人抢着来做。
京城、及各地的权贵、世家代表的商户纷纷抵达广州，当然他们也不全是准备出海。那头脑灵光的，已经开始买地皮、建商铺。
没用两年时间，酒肆、客栈、邸店等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商业繁荣，商人如织，广州的赋税立时增收了一大截，再加上市舶司征收的舶脚税，崔幼伯命人运回京城的银钱足足有几百万贯。只把圣人高兴得连说‘肃纯果真能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