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964)+番外

半年后，吴重九从南洋回来了，与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工友李六——他在金洲挖矿时将女儿许给了李六之子李三九。得知女儿已嫁了两嫁，吴重九很生气，认为没有他的同意婚约无效，便去翁家将阿吴领了回来，由李六带回海盐县与其子李三九成亲。

翁七七不服，告吴重九“夺人媳”。

富春县衙一审二审都判决阿吴与翁十三未和离，应归回翁家。

吴重九和李六不服县衙判决，聘请讼师告到长杭府。

案情并不复杂，在庭审前一日，交流会已经向各国法学者翻译陈述了案情——法庭上是不可能当庭翻译的。当日开庭，朱熹只是听取了原告和被告双方的陈述，并就案情做了详细询问，判决留在第二日。

上午庭审结束，下午法学者们便在枫桂园讨论。

拜占庭的法学教授加图·赫拉克勒斯首先道：“作为婚姻案件的主体，应该是夫妻双方，而此案的原告和被告却是夫妻双方的父亲，显然华夏的婚姻法实行的还是家父权。”

“家父权”即“父权”，在古罗马帝国的家庭中，家父是被法律承认的私法上的唯一主体，虽然家子具有自由身份，也是自由人，在未成年之前，他是家父权的附属者，不拥有个人财产和法律诉讼权。

虽然作为自由人的家子们一旦成年，就拥有完全的公法上的能力，也能够担任国家的最高职务，比如执政官、监察官、裁判官等，但是到达适婚期的家子家女们若要缔结合法婚姻，仍需要征得家父的同意。

随着罗马家庭财产的多元性，家父权受到了冲击，最终崩溃。这其中，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和冲击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基督教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家子、家女和家父同为上帝的选民，不应受到贬低。所以，基督教认为，在罗马家庭中不具有个人财产权的家子家女能够取得财产，因为尊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旨，由此来讲，家子、家女在私法上拥有法律主体的地位是成立的。

“这真是不可思议！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我们从头到尾没有看到女方当事人出庭！”罗马教徒廷的枢机主教以夸张的语气挥舞着胳膊道，“法官在当事人完全缺席的情况下，对她的婚姻做出了判决——据说宋帝国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可是在你们的婚姻法律上，还是奴隶制的罗马帝国时代！”

拜占庭帝国和罗马天主教国家的法学者都点头或是哄笑起来。

西方人向来不懂中国人的含蓄，说起批评的话来那是一点都不带拐弯抹角的。

大宋的法学者便解释“婚姻是结两姓之好”，而两姓的家长是父母，所以男女婚约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才是符合礼法的。

加图·赫拉克勒斯援引《查士丁尼法典》的条款反驳：“如果没有当事人的同意，婚姻不能成立”；“任何人不能被强迫缔结婚姻”。

——在这个案件中，女方阿吴有事实婚姻三次，只有与吴千二的婚姻契约上，有阿吴的手指印，证明婚姻有效，后面两次的婚姻契约中，没有女方的指印或签字，属于无效婚姻，直接讲，是买卖女方的交易，不是婚姻契约。

另一位拜占庭法学教授提西·普罗斯补充道：“如果大宋法庭以‘同姓不婚’判决阿吴与吴千二的婚姻无效，那么阿吴从法律上讲，还是未婚者。”

对于大宋法学者说的“婚姻是结两姓之好”，提西·普罗斯又以《查士丁尼法典》对婚姻的定义反驳：“婚姻或夫妻关系是男女的结合，它包括不能分开的生活的亲密交往”；“婚姻是配偶间的亲密关系和自觉自愿的共同生活关系，即互相的爱慕导致婚姻”。

为此，必须尊重婚姻双方当事人的意志，如此才能使他们共同生活和谐。

所以，《查士丁尼法典》强调婚姻双方当事人的意志对缔结婚姻的重要性，甚至规定：为父者不法地禁止子女的嫁娶，那么，子女有权通过行省执政官强迫为父者同意他们缔结婚姻，并要给予女儿嫁资。

这与儒家的“父父子子”显然是完全背离的，而拜占庭法对婚姻的定义显然也与儒家认为婚姻是繁洐后代、继承宗祧的观念背离。

中西方的观念在这里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中西冲突（二）

交流会成了吵架会,如果不是中间有翻译的断隔，估计这吵架的声浪更高。

吵到后来，已经不是说案情本身了，而是上升到婚姻法律的合理性,立法的目的,法律的意义，根源是什么，维护的是什么？

两边的法学家吵了十天,阿吴案也一直没判断，当然不是等法学会吵出个结果，作为判案的法官,朱熹是审慎的。打从这个案子公审起,就不再是一桩普通的案子,宫里、宫外，长杭、长安，有太多的目光关注，这桩案子带给他的，是凶险，也是机遇。他对案件的判决，不仅仅是当前，也必会在以后引起无数次讨论——如果不想成为被推翻的判决，他就必须审慎再审慎。

交流会被宋周学者们关注，偏向学术性的报纸每日都在报道交流会上的阐论和争论。当然对市井百姓们来讲，法律太高深，他们听不懂，也不感兴趣，还不如听一听、说一说新闻版，至少能知道发生了哪些鲜事。直到《西湖时报》这些面向大众的报纸用全版的篇幅报道阿吴案的公审，中西学者的旁听，案件的争吵……，坊间才传闻开来，成为市井的谈资。像阿吴这种乡下女子的婚姻，竟然能引起那些大学问先生们的讨论，对小民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他们也很想知道，这些先生们究竟在吵什么。

吵什么呢？

吵人权和父权，吵家庭婚姻和宗法婚姻，吵婚姻是共同生活还是繁衍后代。

用字摊儿读报小官人解读的市井话讲，就是：“西方外国的先生说，成亲是娃两人的事，要娃同意，爹娘强迫是犯法的”；“爹娘强迫儿子娶不愿意娶的媳妇，或强迫女儿嫁给不同意嫁的人，这个亲事不作数；如果用违法的手段强迫，儿女可以告官”——听报的市民百姓都目瞪口呆，这不是翻天了么，还要不要讲孝道啊？难怪那些大先生们要跟国外的先生吵架，这必须得吵啊。

读书人的反应更大，激怒下骂“这些蛮夷不知父不知母，果然是夷狄之辈！”

交流会的儒者们不能骂人，这不是朝殿上的争吵，可以从论事到论人到论道德，在这里进行人身攻击是拉低自己修养的表现。

学者们从来不惧争吵，不论哪方的学者，他们争吵的既是学问，也是信仰。

对于这种争吵，名可秀是乐于见到的。

与那些因为观念和理论分歧而争吵得面色潮红的两方学者们相比，名可秀便如沉湖般让人看不出波澜，她一直保持倾听的神态，无论争吵得多么激烈，她都是听或记。事实上，自交流会开场以来，名可秀竟是没有说过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