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905)+番外
——当初名可秀的大儒名声还未显现,而朝廷方处于南渡立朝的第三年,百事待兴，身为大宋武林之首的名花流宗主,与国师枢密使一起创办书院,显然会引起各方揣测和怀疑,自是要秘而不宣省却麻烦。而在卫、名两人于东海以天道为誓公开结缡后，共同创办书院之事就不算得什么了。
因着名可秀的创立者身份，成为书院的荣誉山长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最初学子们对这位名山长的尊敬多是源自于共济会的履仁践善、济民无数，以及开办共济学堂教育天下贫寒学子，比起对卫希颜一手将武力孱弱的宋室打造成开疆拓土的军事强国的崇敬还是差了几分。
但学子们的态度随着枫山居士的身份被《国学论刊》公之于众而发生了转变。士林和儒林都哗然一片，但凤凰书院的学子们却都欣喜不已——超过一半的学子读过枫山居士发表在《国学论刊》上的所有学术文章，超过大半的学子都是枫山先生主撰的《论语集注》的拥戴者。
有这位一位山长，与有荣焉啊！
学子们强烈要求名山长授课。
于是，大宪二年，名可秀在书院开讲《论语集注》。起初是在经史系讲，其他系的学子不干了，于是移到明道堂讲，听讲的人还是太多，明道堂的庑廊外都站满了人，京中栖霞书院、青林书院、龙井书院等也都率学子前来听讲，于是移到书院的大礼堂，每月开讲一堂，头两年只讲《论语集注》，后来加入新著的《大学正义》，仍是听者众多，廊外履满。陆九渊进入书院的头一个月，就恰好赶上每月十五的枫山讲席。而陆九渊下决心报考凤凰书院，其一是因“教以学问，不教以仕途”的学风，其二则是名师众多，而著述《论语集注》成为天下学校教本的枫山先生显然是名师中的名师。
陆九渊所在的陆氏家族是一个传承二百多年的书香世家，陆氏家学一个特点就是不空谈经义，而是务践履，家族子弟都要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出纳、庖爨、宾客之事，各有主者。陆九渊今年十七岁，在十五岁考入县学之前都是在陆氏塾馆读书，十三岁就开始被分配主一家事。在陆氏家学中有一句话，“本诸心而见之躬行之实者！”所以陆九渊最敬佩名可秀的就是其创立共济会和共济学堂践履躬行，将圣人仁义落到实处，真正做到了济世之立德，相比起来，著书立言倒是其次了。
因此，陆九渊对于“名山长弟子”的苏行冲也如吕祖谦般产生了羡慕。
——现如今谁不想拜在枫山先生门下求学呢？
便听吕学长又低声介绍道：“走在苏相公后面的，是礼部参政陈清湖先生讳子卿。陈公后面是太府寺卿王石屏先生讳纲中，其后是大理寺卿冯千岩先生讳时行。后面是刑部侍郎张正斋先生讳九成。”
按职品，刑部侍郎在太府、大理二寺卿之上——大理寺卿参知政事谢如意致仕后，六部一寺的“寺卿参政”就为司农寺卿至今——此时刑部侍郎张九成却走在两位寺卿之后，而认出他们的人都觉得理所当然。
这就是稷下的风格：只论学术，不论官阶、职权、资历、年龄、国别。而自名可秀以儒学大家入稷下后，稷下风格又加了一条：不论性别。
“……吕夫子之后是次相陈南山先生讳康伯，陈公之后是首相宋执斋先生讳藻。”吕祖谦低声道。
陆九渊点了点头，吕夫子即吕坚中，是经史系教《孟子》的夫子，也是吕学长的叔祖父。据同窗介绍，这位夫子师从尹山长二十年，诚意治学无仕途之心。陆九渊上过他的课，对这位夫子的学问和人品都很敬重。
行在吕夫子后面的两位宰相陆九渊绝不陌生，他在家塾和县学时读官报就经常看见这两位宰相的大名出现。
出席稷下会的学者很多都有朝廷官员的身份，这不奇怪，能考中科举入仕的文官都是熟读儒经的学问渊博者，具有学术和政治的双重身份，只不过学问高的不一定做官高，治学和治政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像在任的这两位宰相——首相宋藻和次相陈康伯的经学成就就不算很显著，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治政上的卓越，但在以学术为首的稷下学会上，他们的位置就得靠后了，这也彰显了稷下学会只论学术的纯粹。卫希颜对此很感叹，即使是在后世宣称民主的时代，也很难出现国家总统或国家主席、国家总理坐在学者后面的场景，但在以道德论人、以儒学治世的大宋，对学者的尊重却是空前的，远非后世可及；当然大宋学者的道德和治学的诚笃、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也远非后世可及。
陆九渊认出学者团中有十几位都是他上过课或碰过面的经史、数学系夫子，但还有三十多位他不认识的，如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工械、生物这些学科的夫子，都是他还没接触的——一边听吕学长介绍，一边心里感叹“咱们书院果然名师辈出啊！”
在大宋学者们落座听经台后，是北周学者团入场，他们都穿着黄衣黄裳系朱缘大带的礼服，就座于北周学校师生代表团前面的四个听经台。这些北周学者也有一半都是官员，像礼部尚书或礼部侍郎通常就在其中。在稷下学会这段时间，宋周两国朝廷都会给予参加学会的官员有薪公假，以此作为对学术交流的支持和鼓励。
北周学者团入席之后，便是身穿苍青色上衣下裳、系纁玄大带的稷下学者们入场。
能成为稷下学者的，都是各学系的卓越人才，有着学界公认的成就。
如三年前离世的稷下学者蔡发，以《地理发微》、《河洛发微》二书闻名南北学界，至凤凰书院执教七年后又写成《天文星象总论》一书，集前代学者们观察天文星象之大成，以一千个日时观察天象和地动的大量详实证据，精确阐明了地球、月球、围绕太阳运转的规律，打破了自古以来“天动地静”、“天圆地方”的学说，在宋周学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卫希颜很钦佩这位学者的功绩，他的发现与现代科学的认识完全一致，而且在时间上比发表“日心说”的哥白尼早了好几百年——估计等哥白尼出世的时候，日心说已经从大宋席卷欧洲了。
后来，宋周道佛二教在泰西传教，就利用了蔡发这个经过实证的学说，攻击基督教的“地心说”错误，以此动摇基督教的神权，而且得到了泰西一些君主的暗中支持——英、法、德的国王们也不愿意神权老是凌驾王权之上。当然这是后话不提。
又如稷下学者叶桯，在蔡发著作《天文星象总论》之前，这位从凤凰书院地理系毕业的学子带着三百多名随从，驾着新式海船开始了他的航海“量圆”之行，历经七年艰辛环绕地球一周回国，回京后即闭门著书，根据航海日志著述《地球说论证》——继蔡发的《天文星象总论》一书之后又在宋周学界掀起巨大.波澜。而蔡发与叶桯的这两本著作，使得凤凰书院《天文初步》中有关日心说的猜想和《地理初步》中有关地“球”说的猜想得到了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自此，这两部小学课本成为南北学界公认的天文地理启蒙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