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682)+番外
朝臣们心思各异，赵构的心绪也很复杂，一方面欣喜王师北伐建功，利于朝廷和天子威望提升，可与北廷争锋；另一方面，却又忌惮北伐胜捷必将助益卫希颜之威望，虽说现下就谈胜利还言之过早，但忍不住那隐晦心思：卫轲若战败将如何如何……
不过赵构的脑子还没有发昏，知道现下谁才是威胁他皇位的最大敌人，不是金国，不是卫轲——而是大江之北的那个同宗之朝。
相反，年轻的北廷皇帝赵谌（chén）对南面登基的康王九叔并无多少恨意，更多是嫉羡之心。
在去岁年中之时，十六岁的赵谌迎来大婚，按祖宗之法大婚即成人，可以亲政了。雷动也确实还政了，上章辞去辅政大臣，仅以太师掌三衙（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禁军。然而三省和枢密院之上有丞相，雷雨荼总揽军政要务，而三衙大权又被雷动掌持，赵谌的亲政仍然同以前一样，只是个空架子。
赵谌不甘又如何，他的细胳膊扭不过雷氏父子的大腿，而性格也继承了父亲赵桓的懦弱，雷动的威势在他心中投下难以磨灭的凛惧，雷雨荼外柔内狠的手段也让他胆栗，这么一比较就忍不住羡慕起康王九叔的“好运”，既有宰执秉政谦恭，又有卫相持军辅佐，君臣相得，比之他的境遇岂不好上百倍？
此刻，赵谌高高坐在垂拱殿的御座上，听着殿下众臣议论南廷北伐
战事，心中不禁涌起复杂心绪。在这位少年皇帝的心底，正被殿下朝臣讥嘲的南廷国师卫轲仍然是那位曾经深得皇父信赖倚重的驸马相公，在他心中有着深刻而清晰的印象，亲切中夹杂着崇敬，尤其与雷氏父子一对比，这种往昔的印象便更加鲜明——尽管彼此已成敌对，但少年的心底仍然固执地守着那些能让他温暖的回忆。
赵谌瞥了眼站在殿首的雷雨荼，已是五月的天气朝臣们都换上了夏衣公服，唯独这位丞相还穿着深紫的夹绵官袍，面庞也依然是苍白不见血色——据说这是陈年旧伤所致。
怎么就没病死呢，赵谌恶意地想。
他拢了拢神，便听殿下的兵部尚书韩肖胄正奏道：“……南军挟战船之利，将士渡海飞至，奇袭攻踞两城，恰如在金虏背上扎刃，令虏酋骇然不敢置信，其谋可谓胆大妄为，由此亦可见南军舰船之利，我朝不可不防。”
户部尚书张慤（qùe）接口，“南廷前几年大力鼓动通商倭国，又互派使臣，应是早有谋划，欲以倭国之岛湾为出兵之桥堡。不过，如今渡海之计虽似成功，但脱不了孤军深入之患，待金虏聚兵反扑，两城便如孤堡，后勤难继，白白折上数千将士。”
韩肖胄赞同道：“南廷陆地不接，大军孤悬海外，纵使陆续投入兵力，但北地冬长，一旦冰封则舰船无用，水路不通，则粮袜军资难以及时运达，且易遭虏骑伏袭，战事胜局实为渺茫。”
所谓“胜局渺茫”的话已是说得比较委婉了——尽管南廷军队的渡海奇袭令人匪夷所思的成功了，但这个时代海洋乃危险不可深入之地，人们普遍对海洋怀有畏惧，而没有陆地相靠的海外战事自然不被人看好，战争和统治都是不智之举，纵然南军曾经兵压三佛齐并辖治华宋之地有了成效，但在北廷朝臣眼中，那是南洋小蕃不堪一击，岂可与女真这等强虏大国相比？事实上，自从南廷出师辽岛，北廷朝野就多有嘲笑南廷为图争功、争面子的愚蠢不智，遑论是比辽东半岛更加遥远的曷懒路？
“……南面是为争功而利欲熏目也。”
又有大臣断言，“卫轲自大妄为，不顾利害怂使远征，纵有小捷在前，必致大败在后。”
这似乎是众臣的公论了，时任签书枢密院事的唐重却怀着慎重之心，出列奏道：“南廷卫轲非徒有胆勇而无谋略之辈，既敢挥师远进，必有所恃，不论南廷出兵是争功还是拓疆，我朝都不可小视。
“再者，观南军在辽东岛建关立城，水师配合步军，疲扰金地，已有踞稳之势；而金虏正在幽云与西北之地三面作战，辽岛、曷懒皆为本部族兵，兵力有限，若南军不急躁而进，稳守坚垒，未必不能持久——胜负还得观后续，现下未可断言。”
便有大臣立时疑道：“签枢是否高估卫轲之能？”
唐重道：“兵家之道，宁可重敌，不可轻敌。”
这位枢密大臣是被雷雨荼一力简拔起来的知兵文官，在入枢密之初就对执南廷军事的卫希颜高度关注，分析其性格行事，定之为奇诡之道，往往不到结局难以预断，判其行事便更多几分谨慎，然此际他不欲与朝臣就此多作争辩，跟着又奏议道：“姑且不论南廷出师海外愚蠢与否，但其参战于本朝却是有利，一则可分散金虏兵力；二则南廷兵力投入越多，耗费国帑越大，而占地所得远不如其失，长远观之，是耗其国力而益本朝也。”
众臣一想是这个理，神色都愉悦起来，既然南廷出兵于本朝有利，那就只管拢着袖子看热闹呗。
韩肖胄又道：“南军既占曷懒城，估计高丽王再也不忍袖手，先前‘坐山观虎斗’，这会老虎窜到曷懒甸，还忍坐观乎？！”
众臣都哈哈笑起来，到时三方混战，曷懒甸可有得瞧了。
***
五月初十，高丽打着助大宋宗主国出兵的旗号，向金国宣战，集结水陆大军，全面进攻婆速、曷懒二路。
宣战檄文是在出兵之后才抵达大宋朝廷，礼部侍郎宋藻抑扬顿挫地宣读着这份很是义正辞严的檄文，名可秀听着就笑了起来，“……誓师征讨虏贼，光复故国旧地？”
宋藻撇嘴嗤声，“王氏窃冒‘高丽’国号，真当自个是‘高句丽’了？恬颜之辈，皮厚如城墙。”
他话中的“高句丽”是起源东北的少数民族，活动在浑江、鸭渌江一带。汉武帝时期，于东北设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对东北地域实行郡县之治——高句丽的居地即属于玄菟郡。也就是说，至少在汉武帝时期，高句丽已经成为汉代的编户齐民了。汉元帝时期，中央王朝同意高句丽建国为地方政权，赐给高句丽王汉官服饰、衣帽和仪仗，由玄菟郡朝廷管辖。其后中原政权更迭，皇帝替换，但高句丽作为地方诸侯王的地位始终没有变，唯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是“叛服无常”。
东晋安帝时期，中原王朝封高句丽王
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乐浪公，高句丽遂行“征东”事，统治重心往南拓展，并将王城从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迁至乐浪郡的治所平壤城，并向南拓展，威胁岛上（朝鲜半岛）的两个三韩族政权——北部百济、东南新罗。
新罗与百济结盟对抗高句丽，但之后新罗沿东海岸北上的扩张招致百济不安，百济又与高句丽结盟，进攻新罗。新罗处境危急，吁请唐朝出兵。唐朝正对高句丽的反叛不满，于是在新罗配合下，灭百济、高句丽，在其地设安东都护府，管辖大同江以北至辽东地域，而大同江以南则归新罗——包括原百济在内。至此，原三韩部落地域完全统一于新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