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627)+番外
况且，让日本多种植经济作物，对大宋来说有利无弊。随着技术的发展，大宋要成为成品出口国而不是原材料出口国，至于周边的国家，则要尽力引导其成为大宋的原料产地。
卫希颜便道：“种稻谷或是种棉花，都有气候和地力的限制，适合哪样需得因地制宜。至于朝廷是否允许棉花种植传到外番，这需提到户部商榷再定。”
众商听到这里，面色都是大喜，提到户部就意味着有了希望。
未几，会见结束，商人们起身告退，每人脸上都带着喜色，恨不得立即飞身回去，筹划后面的事宜。
卫希颜又在旗舰上接见了筑前国司、筑前守、大宰府大贰……当这几位官员走出旗舰后，神色都是又喜又忧，还带着惧意，让人着实好奇他们在旗舰上经历了什么。
随着旗舰上的主帆升起，无数面白帆相继拉升，战舰林立，嵯峨如山，浩浩荡荡开出了博多湾，往北行去。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1、宋代刻书基本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类型。
官刻：指官府主持下的刻书活动，中央刻书多以国子监为名，地方机构刻书则有不同名称。官刻多选上乘原本，不计成本，雕版质量很高，因而刻本品质优良。
私刻：指私人出资校刻的书籍。私人财力虽不及官府，但刻书人不以赢利为目的，多以名望为重，很多刻书人本身就学识渊博，故而校刻精良，刻本品质通常也较高。
坊刻：指书坊刻书，这是随商业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生产和销售图书的行为。书坊地域分布广，因以赢利为目的，刻书的数量较大，种类也较丰富，且能随时根据市场需求而变化。由于宋人对书籍品质要求较高，加之行业竞争的需要，因而坊刻本虽然总体品质不如官刻、私刻，但也有很多品质优良的刻本。宋代坊刻最出名的有三地：蜀刻本、杭刻本、建刻本——前二者以质优价贵闻名，建刻以量多价廉闻名。面上流传最多的，便是建刻本，价格便宜买的人多呀。
2、关于宋代的书价：由于印刷技术和造纸业的发展，宋代书价比起以前便宜很多，但和现代的书价大概是不能比的。现在随便一本正版书的价钱都是在20-30元之间，10元钱以下的正版书现在真是很少见了。
宋代的一两银子，也就是1贯钱（1000文铜钱）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00-300元RMB，100文就相当于20-30元钱，所以在宋代如果一本书只卖100文那是非常的便宜了。
☆、经略东洋（三）
战舰驶往日本的若狭湾，后面随行着十七八艘前往若狭国和平安京贸易的大宋商船，在海面上以“之”字形前进。
海上起了风浪，整个舰队的航速都降了下来，保持着每小时五六节的航速，以便后面的商船能够跟上。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在大宋，而大宋最新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凝聚在战舰上，不是后面的商船可比。
卫希颜的官船行驶在舰队中央，主舱内十分热闹，茶香袅袅中围坐了四五人，一边品茶，一边叙谈。
坐在卫希颜左下方的是出使日本的正副使臣，正使户部太府寺卿富直柔，副使礼部文教司郎中张致远。
坐在卫希颜右下方的是三位文士，准确的说三位书商：坐在最前面的中年文士是京城最大的书坊、也是大宋最大的书坊——古今书坊的坊主岑之仪，坐中间的蓝袍文士是明州最大的书商贺章良，坐最下方的绿袍文士是通州寻常书坊的坊主米希孟。
除了岑之仪是从临安出发起就与使团同行外，贺章良和米希孟这两位都是临时起意去日本。
这种隆冬时节，除了皮袍商和棉服商外，一般商人都不会在十月之后再往日本，一是海上逆风船行慢，二是天气太冷，日本多数地方泰半会下雪，市场不兴盛，再者临近过年，宋人都有临年节不出远门的习惯，就算做冬服贸易的商人，十一月初出海就是最后一趟，而赶在月底返回。
但就在十天前，明州、秀州、通州这三地忽然风闻朝廷将派遣使团在十一月中出使日本。这消息传的有鼻子有眼，让一些海商、尤其是大海商怦然心动。若与使团同行，既可沾些光彩，又可借使团东风“狐假虎威”几分，更重要的是有机会和使团官员接触，打探朝廷关于宋日贸易的动向，更或许有幸得了人缘能为以后铺路。
而贺章良和米希孟都收到了来自京城的快函，确定了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并且得知副使是礼部文教司郎中，正好比是天下所有书肆的“父母官”，这个机会显然不容放过。所幸他们的书坊和文具斋都有存货，虽然准备不是特别充分，但来回日本一趟还是有赚头，至少不会贴了行程费用，便将书肆和文具斋全部清空装了箱，紧赶上使团出行。
出行的前两日，陆陆续续有从明州和秀州来的海船开到通州海门港。到出发这一日，海面上浩浩荡荡的船队中，水师护航战舰一百二十艘，跟随的商船三十五艘，而使团成员出使的坐船不过一艘而已，使团成员都有些无语：这到底是护送使团还是护送商团？
至于使团的正副使臣，看见这番阵容，心里就越发猜疑了。
这两位是在十一月初十率使团启程出京，从临安走水路到通州海门港，按诏旨由通州水师护航出使日本。却在通州水师见着了风闻正在江北巡军的卫国师，当下都吃了一惊，然后见到卫希颜手中诏旨，方知此次出使倭国的真正主事者是这位国师枢密使，心里自然犯嘀咕。
两位使臣这一路上都在揣测——卫国师出使倭国是否有不为人所知的内情？
这会在舱中喝茶叙谈的几人，除了岑之仪和贺章良二人外，其余人都是头回到日本，正听着岑、贺二人摆谈日本的风情风物，不时泛起笑声。
张致远对日本的学制颇感兴趣，虽然出行前就已经调阅过秘书省存档的日本国文教综况，但论详尽自然比不上枢府的军机情报，便问起去过日本多次的岑之仪。
岑之仪道：“总起来讲，倭国的官学制度就是模仿唐朝。大学寮就是国子监，执掌大学的学事，设有明经道、纪传道、明法道、算道、书道、音道这些科目，教学《诗》《书》《易》《春秋》《礼记》《论语》《孝经》等儒家释义的经籍，还有史书、算学、律法、书法、汉字汉音等。后来，又在地方设立国学，相当于我朝的州学。大学只招收公卿子弟，国学招收地方官吏子弟，都不招收平民。
“后来有个叫空海的倭国僧人，这个和尚在倭国很有名，被倭人誉为‘书法三圣’之一，他曾经在大唐学习了很多年，回倭国后创办了一家佛学私学，允许平民入学，这才开了平民子弟入学的先例。之后，倭国便陆续有私学招收平民子弟。但总起来讲，平民入学读书的仍是少数，不及我朝多矣。”
“自是不如我朝。”贺章良接口道，“大唐之后，我中原再无士族门阀，但倭国还是士族门阀制，这些士族就是倭国人所称的‘公卿’。选官制度主要依靠士族世袭制，公卿世袭为官，他们的子弟哪还有心思认真求学，即使上大学亦不过做个样子，能做何等官职还是看公卿门第，而不是看学识。这自然造成了官学的日益凋敝。某听平安京的一位私学山长说，以前大学有两成学生出现在学堂就算很不错了。现在，因我朝的影响，倭国朝廷宣诏重视经学，这才有许多公卿子弟不得不返回大学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