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宫》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忾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他踌躇彷徨之际,我便建议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1936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11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出血》(未完),汉口《串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毁家纾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獗,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