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同人）[三国]你管这叫谋士？(945)

而当其中写的是对有些人的控诉之言的时候，无疑是一把极锋利的尖刀，在令人猝不及防之间做出了还击。

不错，在刘扬看来，这就是控诉。

只因在那句石破天惊的“豪杰当天命”开创国家的言论之后紧随的，便是王朝灭亡之事。

在这白纸黑字中清清楚楚地拓印着这样的一段话——

“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

“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2

刘扬一看到这里当即大怒：“这说的是何人？”

若说这是对于昔日铸造铜人、宠信宦官、苛捐杂税、极尽享乐，以至于造成了黄巾之乱和埋下董卓作乱契机的汉灵帝，好像没什么问题。

尤其是其中对于私嗜邪念的阐述，极为贴合桓灵二帝的所为。

可要知道，这样的话是不能由乔琰说出来的，得到了她授意出书的仲长统也理所当然不能用这句话来指责汉灵帝，毕竟她那最开始的托孤之臣名位就来自汉灵帝的授予。

刘虞当然也不符合这句话。

谁都知道，这位天子或许在能力上相较于四方驰骋征伐的大司马差了些，却是个实实在在的仁君，在德行操守上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被指摘的地方。

那么在刘扬看来，能被带入这个角色的竟只有一个人了——

便是他自己！

所谓的后世愚主、导致王朝“土崩瓦解，一朝而去”的罪魁祸首，正是乔琰在得到了那些无端因天象而起的指责后对刘扬的反击称呼。

一旦代入这种猜测，刘扬就无法在一时之间从中挣脱出去了。

他的目光停留在那句“四夷侵叛”上良久，也下意识地想到了此刻长安城被四面包围的处境，只觉这还真是个真实写照，或者说是乔琰对他做出的直白威胁。

淳于嘉正登门拜访而来，便听到了刘扬忽然发出的一声质问：“她何敢如此放肆！”

“为何说这是放肆呢？”淳于嘉当即接话道：“她分明很聪明。”

刘扬循声朝着淳于嘉看去，不解地问道：“您为何还如此夸赞于她？”

淳于嘉摇了摇头，“我不是在夸赞于她，而是在说一个事实。这本昌言，看看后头的言论你便知道了，并不是她在被激怒后做出的鱼死网破之举，而是一出颇有条理的逐一辩驳。”

还真像是乔琰所猜测的那样，淳于嘉等人在拿到这本《昌言》的第一时间便觉得，这是乔琰借助于仲长统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别管这到底是仲长统的话还是乔琰的话，这的确是一出对于流言有条理至极的辩驳。

顺应着那帝王之位多有假传天命之嫌，随后所说便是那大汉“圣主”的真正得名由来，而后便引发了那关于“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论断。

“这话聪明就聪明在从上位者转向了民众，”淳于嘉叹了口气，说道：“殿下您想想，固然对这本书能达成通读的人大多处在上流，拿到这本书的人中最大的群体又是谁呢？”

刘扬没有做出回复，可他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是被那《急就篇》和《诗经》连带着乐平月报完成了启蒙的广大民众。

他已顺着淳于嘉的话往下看了下去。

便见那随后的“天道为末”陈说里，诚然是切合着民众的习惯而写的。

何为人事为本？先从“寿考之方”上陈说好了。

对这些生活在灾病之中的民众来说，几乎没有人不想要让自己活得更久。

可就像当年戏志才刚遇到仲长统的时候，在他的纸稿上所写——

“且夫堀地九仭以取水，凿山百歩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凶，不亦迷乎？”

“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3

违背农业种植的时节，不遵从人理，反而向那些并不吉祥的东西谋求福祉，向愚昧的人寻求信托，那是多么荒谬的事情。

要想身体安泰，事业顺利，便该当调和元气，清净思虑，节制饮食，嗜欲适度。

倘若真的不幸出现了疾病，也绝不能去朝着昔年黄巾贼子那一类人寻求符水为饮，而该当去这早已建立在各地的医署求医问药，同时端正仪表举止，乐好道德，施行仁义，处身正直，这才是所谓的“吉祥之术”。

而这些东西并没有任何一件是由所谓的“天象”来决定的，完全依托于人的决策和执行。

那么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因为某种天象天命之说而惶惑呢？

“先前的种种言辞不过是个开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处回应。”淳于嘉点评道。

仲长统这数年间在乔琰治下土地的行游绝非是在打发时间，而是实实在在地让他打从言论创建的那一刻起，便扎根在这片深受乔琰影响的土地上。

他甚至在随后的话中将概括的论断回归到了一项项的顺应天时举动，让那些看到晦涩言论难以理解的民众见到曾经在月报和生活中出现过的耳熟能详之言，寻找到了一点熟悉之感。

淳于嘉说这才是第一道回应，一点也没有错。

而第二道回应，则在间隔了数章之处的关于为官之道。

这确实不是对百姓来说熟悉的东西，可仲长统用了一个在淳于嘉看来很是狡猾的方式来阐述此事。

他说，有些地方上的官吏为了显示自己的清廉，用瘦马破车行路，不接养妻儿到就任的地方，不肯接受封赏和升官，来了客人都不拿出酒肉招待，这样的行事方式，人人都说他们是清廉高尚的。

就像是那位“悬鱼太守”，就是其中的典型。

他并不是要对这样的行为做出什么批判，而是觉得这样的举动做得过于偏激，以至于有违人之常情了。

世人称道他们，是因为之前的朝野之间没有公正可言，人们必须要去追寻一个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标杆，可换一种方式想想，假如朝政公道，正直可行，是不是并不一定要强求于这样一个过界的清流处事呢？

他写道——

【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为劳。天灾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衣食有余，损靡丽以散施，不亦义乎？】4

便如那备受指摘的大司马一般，她麾下的部将所用的都是上好的西域名马，穿着的都是最新的棉衣，可在旱灾到来之年里，她能开仓赈灾平定乱象，将粮价压制在一个让百姓能承担得起的数额，为什么要指责她是在享受到了至高权柄后放纵己身，有逾越之嫌呢？

这不过是在公正的法度之下才能存在的另外一种仁德表现形式而已。

他甚至在这第二道回应的末尾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