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生气了？”鲁盼儿小心地问。
“生气的时候早过了，”其实杨瑾当时确定了消息后有如五雷轰顶一般, 居然在未名湖畔呆坐了一整天，“你不想打掉孩子，所以只能放弃入学，为了不让我愧疚, 也免得我一时冲动放弃入学, 就又瞒了下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 但是真正伤感的时候却免不了, “你为我牺牲太多了！”
鲁盼儿拉着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我怎么也不能放弃她，现在她已经长大了……。”
杨瑾曾去学校询问, 鲁盼儿这样的情况能重新办理入学，结果却被拒绝了。当时没有及时办理入学，就不可能再有机会了，一位女老师还善意地提醒他，学习是非常艰苦和占用时间的，带着两个幼小孩子的妈妈不大可能完成学业。
鲁盼儿错过的不只是上大学，还有到公社中学和襄平高中任教的机会。当初两个学校都特别缺英语老师，想调她过去，甚至还允诺可以送她进修，将来有转正机会，可现在全都不可能了。
甚至，因为怀孕，今年暑假民办老师的培训，她也没能参加，这对她的工作都会有不好的影响。
妻子为自己，为孩子，为家庭付出之多，远远超出自己的认识。
“鲁盼儿，你真优秀，比我想的还要优秀得多！”杨瑾当初差一点离开校园回到红旗九队，最后的关头还是停下了，现在他理智地说：“你能考上燕京大学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就是不能上大学也没什么，就是北大的教授也有不是科班出身的。”
“现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不会再生孩子了，等肚子里的孩子长大些，我毕业参加工作照顾孩子，你再参加高考。”
鲁盼儿在心里算了算，“那样，我就会与丰收丰美一起参加高考了。”
“与丰收丰美一起高考又有什么？我们班里最大的老大哥今年三十五了，最小的小学妹今年才十七周岁。三四年后，你也不过与我现在一样的年纪。”
鲁盼儿迟疑了一下，她亲身经历了去年的高考，也考出了不错的成绩，但她也认识到今年的高考与上一次又不一样了。
过去，学校也好，家长也好，学生也好，都不看重学习，他们只草草复习了一个月就上了考场。可现在形势已经变了，不必说高中，就是小学和初中都加强了学习，鲁盼儿在小学任教，又眼见着丰收丰美在初中的学习情况，她可以确定，今年高考大家会比去年准备得更充分，也更难考上，而明年、后年，竞争还会更激烈。
但是，难归难，她并不怕，“那好，我们就说定了。”
杨瑾自然是懂得这里面的艰难，“不要再考虑燕京大学，你只要考上一所大学就好。”过去，杨瑾和鲁盼儿把上大学当成梦想，现在还要考虑现实问题，“那样我们就都转成城镇户口，将来才能想办法调到一起。”
鲁盼儿是农村户口，只能在生产队领口粮，是不可能长期离开红旗九队的。而杨瑾毕业后一定会分配到城市工作，自己不考大学，两人只能分居，“丰收丰美上高中后，我跟他们一起学习。将来你分到哪里，我就考哪里的大学。”
说起来容易，但其实很难的，“你把好走的路让给了我，只剩下最崎岖的。”杨瑾相信鲁盼儿几年后还能考上大学，但付出一定会比去年大家在一起复习多得多。
“我就是不让也不行呀，你又不能替我生孩子，”鲁盼儿笑了，满足地摸了摸肚子，“如果不是那时怀了孩子，现在的政策不让生二胎了。”
杨瑾便也笑了，“我特别想要一个可爱的女儿。”
“如果女儿当然好，”毕竟还没有生，谁又能知道是男是女呢？鲁盼儿就宣布，“儿子我也一样喜欢。”
杨瑾就笑，“好像我会不喜欢儿子似的。”只要是自己的孩子，儿子女儿当然都喜欢了。
说起儿女，两人的神情柔软多了，“不管多难，我们都要想办法在一起。”
放下过去的事，说起家常，鲁盼儿便笑，“你既然回来了，明天正好去吃席。”
杨瑾在农村住了十年，对红旗九队这边的风俗十分了解，吃席不过是红白喜事，生产队里没有白事儿，自然是喜事儿，只是大热天的结婚，在农家着实少见，便笑问：“谁家在这时候结婚呢？倒是奇怪。”
“陈建军，就是陈婶儿的大儿子，”鲁盼儿笑笑，“他要跟万红英结婚了。”
还是鲁盼儿上初中的时候，就对自己说过与万红英的矛盾，那时杨瑾只当小孩子们的纠纷，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后来，知道她抢了鲁跃进上大学的名额，又眼见她做的一些事，便也讨厌这人了。
两人都在北京上大学，又都是襄平县出来的，见面的机会自然是有的，只是杨瑾从不与她联系，此时倒是奇怪，“工农兵大学生多半是三年学制的，她今年刚毕业吧？怎么这么快就结婚了？”
这其中的缘故鲁盼儿也并不很清楚，只是听社员们三言两语地闲话，“陈建军提了副连长，可能万红英怕他变心，一毕业就急着结婚，陈婶儿不知怎么就答应办喜事了。”
“既然是这样，我们只把礼钱交给陈婶儿，席就不吃了。”
“我原也这么想的，可是陈婶儿前两天来求了我。据说生产队里许多人都这样想，她怕喜事办得不好看，请我们家一定过去呢。”鲁盼儿就说：“我瞧着陈婶儿可怜，又有建国的情面，只得答应了。”
按红旗九队的风俗，怀了孕是不能参加婚礼的，“丰收丰美最恨万红英，怎么说也不答应去，我收了你的信，就想你带梓恒过去好了。”
“既然这样，那我就带着梓恒过去坐一会儿。”杨瑾知道鲁家和陈家这么多年的交情，陈家的大儿子结婚，总要捧场的。
第二天吃了席回来，杨瑾便说：“生产队里各家差不多都去了人，听说陈婶儿挨家挨户求的。但场面毕竟冷清，大家只是吃东西，都不肯说笑热闹，陈建军从头到尾沉着脸，万红英的神情更是怪得很，好像她不是结婚，而是来复仇的一般。”
想想那怪异的情形，鲁盼儿摇了摇头，“不管怎么样，陈婶儿也算完了一桩心事。”
“方才陈婶儿也这样对我说的，建军结了婚，她也算对得起过世的陈队长；再者，陈建军和万红英一个是部队军官，一个已经分配到襄平县里当国家干部，以后自然什么也必她管了。”杨瑾又说：“倒是建国，才半年不见，我竟觉得他又成长了不少，再不见过去的急躁鲁莽，行事竟稳重起来。”言语间带着欣慰，毕竟建国与鲁盼儿一样，都是他的学生。
孰不知鲁盼儿也有差不多的心思，只是她把建国与跃进一样当成弟弟，“我看他越来越懂事，越来越能干，也替他、替陈婶儿、替宋老师高兴。”
陈建国的确成熟了，哥哥这一次结婚，大半的事都是他担下的。酒席结束后，他又忙着张罗打点厨师的工钱；送几位长辈回家；归还借来的桌椅碗碟……回头不见大哥大嫂的影子，只有媳妇儿正在打扫地上的糖纸、瓜子皮，便抢了扫帚，“先进屋里歇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