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492)

荆襄流民是明朝政府的一大麻烦。荆襄地区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东有熊耳山，中有武当山、荆山，跨连陕西、河南、湖北三省，谷阻山深，人烟稀少，是朝廷统治的薄弱环节。该地资源丰富，且可逃避赋役，永乐年间渐有流民进入。成化初，流民集结者逾18万。他们千百为群，开垦荒地，伐木架棚，流徙不定，故称棚民。

流民迁入荆襄地区，从太祖以后就有，但一直相安无事；但随着人数增加，缺乏管理，自然就难免生事。

比历史上早两年，规模没那么大，但大致过程也差不多。流民刘千斤等人看到宁王等相继造反，又看到读书人也在聚众闹事，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建极五年夏天率众作乱，自称汉王，国号汉，年号德胜。

当时朝廷确实没有心力对付他们，但是转过年来，就要算总账了。

朱永已经是抚宁侯，正在镇守宣府，自然不可能跑到这里来，于是平虏将军换成了王越。由白圭、项忠等会同征剿。

建极六年四月初，官军在襄阳府房县后岩山击败流民军，斩首2820余级，流民战死1万多人，刘通等首领2830余人被擒，其家属亦有数万人被掳，招抚随从流民10万余人。

历史上，战后对荆襄流民问题并没有加以处理，导致小范围叛变时有发生。几次大军征讨，双方激烈交战，死伤惨重。

白圭上书，认为襄阳、荆州卫所的官军调征两广等处，使防务空虚，导致流民的骚乱，要求在相应州县添设同知一员、县丞一员。

于谦认为：“流民不全是为非作歹之徒，而是良民，目的只是要养家活口；驱逐流民只是权宜之计，荆襄田地空旷，即使驱逐，也可能日后再回来。流民骚乱，一是防务空虚，二是管理不严，三是生活无着，这是根本。”

因此他建议招抚并用，一是在当地新设州县，将流民编入户籍，承认已占有土地，按规定课税，加强管理；——这是成化十二年原杰处理的思路，他自然能想到；二是朝廷在当地开矿、设立纺织等企业，就地招募民众发展生产；三是通过在附近进行水利工程等大型建设，引导流民流出——这两条是受了这些年处理财政问题的影响。说到底，流民问题是经济问题。只要外头日子好，没有谁喜欢往大山里钻；此外，对死不悔改对抗朝廷的，要坚决彻底铲除——这是朝廷一以贯之的政策。

汪舜华点头，命江西按察使原杰为钦差，前往办理。

这时候江西的土地清理还在进行。原杰遍历山谷，宣布朝廷德意，流民们都欣然愿意附籍。

于是原杰大会湖广、河南、陕西官员来编户籍，获得三万三千多户，人口十三万八千多人。初到的流民，没有资产以及平时顽劣的，将他们驱回故乡，而那些附籍的流民，则用轻额定田税，百姓非常高兴。

原杰又审度地势，因襄阳府所辖的郧县，在竹、房、上津、商、洛五县之中，道路四达，离襄阳有五百余里，山林阻隔，将领官吏鲜到其地，一旦有盗贼发生，府难以遥制，于是拓广该城，设置郧阳府，以郧县附属于它。

他还奏请设置湖广行都司，增兵设戍所，分竹山县设置竹溪县，分郧县设郧西县，分汉中的洵阳县设白河县，将它们与竹山、上津、房县都隶属于新府。又在西安增设山阳县，南阳增设南召、桐柏县，汝州增设伊阳县，各隶属其旧府。制定之后，朝廷选择良臣前来担任知府知县。流民各得其所，四境平安。

白圭等是年底前才回到北京表功的，主要是土地清理还在进行，他们需要在那里巡抚策应，防止万一。现在其他省份的事情都办理的差不多，只有云贵川还未完全平定，也就放心回来了。

建极六年十二月初五日，正式封王越为威宁伯，白圭加太子少保，项忠食二品俸，各赐玉带、宝刀、织金麒麟服；其他有功将士，论功行赏。

中间还有个插曲，王越不愿意位列西班。

汪舜华一挑眉：“哦，那就取消伯爵，再加一级俸禄？”

王越一惊，马上跪地谢恩，老老实实站到西班去了。

朝野上下喜气洋洋，没想到第二天，噩耗传来：魏国公徐承宗卒。

承宗在正统十三年袭兄显宗爵，尚志读书，以门第自重；廉谨自持，不泛交接，不私自差遣部下。凡事都能照章办事，即便有内官同行，如果不赞成，也绝不虚与委蛇。朝廷上下无不翕然悦服。

汪舜华呆了，她当然知道魏国公患病，但是已经命太医好生调治，并赏赐了大量珍贵药材，怎么还是去了！——徐承宗年龄不大啊！正在干事之年，怎么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