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460)

与此同时，苏州的商人也抓了一批，尤其是粮食商人，由朝廷派人暂时接管。有平价米、平价盐，市民保持了情绪稳定，商人们却情绪不太稳定了。整个城市上空蔓延着哀怨、责备等各种味道。

九月初一，汪舜华正式采用户部左侍郎马昂的建议，在南直、浙江两省试点票盐制，寓纲法于票盐，借助辘轳转运来规复引地，从而增加课厘收入。

此前的盐法的主要是纲盐制，即政府每年根据盐的产量、销售量的多少，确定发售引数，订为纲册，每年一纲，招商认引，额满为止，商人按照所请引数缴纳正杂课额。在这种体制下，与盐政有关的所有人都视盐务为利薮，官商勾结，互相依托，牟取私利，导致盐价日昂，私盐泛滥。

马昂经过考察，建议：“废引改票，试行票盐制。不问新商、旧商，只要交足盐课，即可领票运盐。票商既无限制，亦不固定，就可废除根窝专商之弊。”

其制由运司印刷三联票据，一留作存根，一存分司，一给民贩行运。各州县民贩，由州县给照赴盐场买盐，纳税后运盐出场，分赴指定口岸销售。盐票每张可运盐十引，每引为三百斤，合银六钱四分；另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和以前是一样的。

他同时建议：“严禁夹带重斤和出湖改捆。以前一引官盐甚至敢夹带数引私盐，而卡员不敢阻拦。以后官运、营运都只许到坝采买，不许再下场自捆，严令卡员认真抽称，查出包内夹有重斤，就照全船包数扣罚充公，包外夹带的也要严究查办。以前盐商在出湖时为了节省运脚和按包抽厘之费，都捆大包，每包重一百二三十斤不等，改捆后盐票不符，以至有余票护私之弊，影响盐厘的抽收。所以以后不许再改捆大包，车行、船户承雇出湖之盐时按斤论，不再按包论价。过坝时不但给予护票，而且由分司发给舱口清单，以方便卡员凭单查舱，并且按包抽厘。禁止出湖改捆后不但方便卡员的稽查工作，而且有助于减少私盐，保证盐厘的如数征收。”

汪舜华准奏。

以前的盐商基本上被一网打尽，但大家都知道盐业是最来钱的，即便是朝廷限价，但还是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因此争先恐后的往前挤，唯恐落了后。很快，朝廷首次印刷的一千张盐票就被抢空了，甚至很多小老百姓也往前挤——现在没有门槛，只要六十多两银子就可以拿到3000斤盐！要知道以前每斤盐是300文！那就是100两银子！

——这差距得多大！

要拿到盐票，金银铜粮食都行。自然，各个盐运司立刻忙起来，加班加点的迎接各种生面孔熟面孔；建极制钱也悄然在苏州街头出现。

盐商们算是消停了，士子们也消停了。接下来的时间，官府加班加点组织丁壮开展测量——之前一些普通农户已经完成了，现在学子们要赶时间，但前面还有那么多人，而且每天官差也是有工作时间的，该怎么办？你看着办；至于那些还想不通的就继续想，想通为止。

江南各地的秩序相继恢复正常，尤其苏州知府杨贡。上次当着王公重臣被羞辱得很了，自然很想找回场子。这位仁兄也是妙人，趁着中秋节组织农民敲锣打鼓的上街游行，跑到城隍庙庆祝丰收，叩谢城隍老爷保佑，又感谢皇帝太后恩典，今年租税少了多少多少。

——这还真不是演戏。按照弘治进士陆深的说法：“天下税粮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考虑到苏州府不过七县，松江府只有两县，这赋税真的很不轻。

——按照宣德年间周忱的说法，江南一带，官田每亩交租四五斗、七八斗，甚至一石以上。后来租税变为官粮，还要到朝廷指定的官仓缴纳，通过漕运送到北京，其中多少损耗，都要由百姓承担；甚至有的产量不过二三石，交税就要一石，如果遇到盗贼或者舟船不顺，损失更是难以计算。

这么重的税，除了本身重税外加杂科，运输成本是重要因素。

按照专家的估计，正统年间，江南军运漕粮的实际运耗已达到正额的2—3倍，而这还是漕粮运费实际负担的最小值，在一般情况下，漕粮运费将达到正额的3—2倍，甚至8倍以上。军运如此，民运更甚。名臣王恕估算，江南北运粮食的每石运耗高达到1.3至3.3石，所以明面上不到18万石的粮食，实际要20余万石才能确保完成任务，随着催征、解运、入库等环节陋规科索的叠加，数字也在不断攀升。到了明末，解运成本更是达到其承解田赋正额的8至10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