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太后(1023)

隆庆是古典时代武功的巅峰，蒸汽机让朝廷的触角前所未有的延伸；承德则是新时代武功的开端，戚氏机关枪的推广使用震慑着所有野心家。

承德二十三年，在红海边，官军依靠机关枪在一天内击杀三万敌军，当年九月将“明”字大旗再次插到开罗城头。

成宗皇帝亲自到太庙献俘，告慰显宗以及列祖列宗。

与此同时，西方也闹腾起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推崇让各国君主深感不安；自从当年孝宗皇帝允许在北京设立一处教堂，传教士和欧洲商人欣喜若狂。朝廷不舍得花钱，他们就不惜重金历时数年在朝廷圈定的宣武门外大街附近的胡同里建造了一座规模极其宏大的教堂，主体采用罗马穹顶风格，外面又用汉白玉石栏围绕，柱顶的石狮子与基督教圣像和谐共处。中西合璧，在当时的北京别具一格。

宣武门外大街是北京交通主干道之一，商旅云集，会馆林立。但奇怪的是，教堂建成以后，一直门可罗雀；甚至有不少士子百姓指指点点。眼瞅着隔壁的道观佛寺尼姑庵喇嘛庙甚至土地庙都是人声鼎沸，更别说远一点的旌忠祠，传教士们实在眼馋；平时受招入朝，除了皇帝还和他们说几句话，别的重臣像看瘟疫一样离他们远远的。

他们远涉重洋，到中国也有些年头，汉语还是说得挺溜，渐渐地倒也打听到当年赞玛提欧等人不仅得罪了太后，还让整个朝野震怒；此前设立教堂，朝廷上下争论了好一阵子，据说有不少大臣撼门而哭，哭声动地，最后皇帝说太后同意了，再三保证不让他们出来传教，这才消停了。

上层路线一时走不通，传教士们开动脑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搞布施、搞展览、搞义诊，后代营销员能够想到的，他们都在想，先把人哄进来再说！别说，靠着点硌牙的硬面包，还真吸引了不少穷苦百姓，尤其妇女小孩，不要白不要。洋和尚喜欢念经是他们的事，坐一会儿就能得点面包过一顿饭，凭什么不干——再说，咱们都讲究进庙烧香，管他哪路神仙，咱们进去磕个头，总不至于害咱们吧？

日子久了，也开始有宗室勋贵跑去和洋和尚们结交——耶稣会的传教士们有很多确实有才华的，他们擅长绘画、数学、音律、天文学，朝廷要考封、有特科，大家都想来找点灵感。

于承业在欧洲走马观花看稀奇的时候，听完赞玛提欧的工作汇报，英诺森八世连夜召集众人商议，中国太后不亲近天主，士大夫妒忌传教士得到皇帝的信赖，恐怕不会直接同意传教，那就要尝试用新的传教方式向中国渗透——不穿僧衣，不过隐修生活，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他们在北京和重要的大城市开办学校、医院、养济院、图书馆、投资工商业，以此传教。人家不是洋和尚，只是信仰宗教，平时交流一下，不算犯法吧？

耶稣传教会提前五十年成立，当然管理办法需要逐渐完善，但是目的是明确的——让亿万中国人沐浴到天主的荣光之下！

——至于美洲，也不能放弃，不过那边地广人稀，不用费那么多力气。

尽管此时的明朝在西方人眼里遍地都是黄金，但说到底，还是农耕文明，社会福利没那么好，听说洋和尚们肯免费教孩子们读书，还管一顿午饭，当然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过去，甚至勤奋好学的孩子自己跑过去，一时间人满为患——洋和尚也不怕，又不吃人，何况人家用中文教学。听传教士们唱一会儿诗，然后就开始念书，当然除了四书五经，还有讲述宗教故事的小册子；图书馆也是，有不少中国本土的典籍，也夹杂了不少西方的书籍，包括《圣经》。

就这样，近一百年来，基督教逐渐在中国打开了局面。

罗马教廷看着信徒越来越多，决定不再忍了；隆庆二十年明朝败退出红海，来自庞然大物的直接威胁没有了；庇护五世要求严禁中国信徒祭天祭祖祭孔，向罗马教廷输送赋税。

这当然招到明朝政府的抵制，当年三教齐心协力批判基督的盛况犹在眼前，只是这些年他们老实了，大家忙，就没心情理会他们；如今旧事重提，免不得又是一场大论辩。

耶稣会向教宗申辩，并带来了皇帝陛下的亲笔书信，措辞严厉的提出了十七个问题，包括中国信徒是否可以祭祖祭孔，皇帝应否用“万岁”字样等等，要求教廷方面予以明确回复。

庇护五世显然不想失去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见时机不够成熟，也就暂缓施行。

但是十年后，格列高利十三世当选教宗。面对越来越加严重的内忧外患，他着手整顿天主教会，推行反宗教改革运动，首要的就是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态度坚决的要求中国信徒遵守教义，派遣使臣罗铎来华向穆宗皇帝解释教义。太上皇大怒，穆宗无奈，派遣传教士和礼部右侍郎王世贞出访罗马，却没能改变这一禁令。三年后，他发出终极禁令，禁止中国教徒参与中国礼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