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过去，把那几个男生训斥了一顿，让他们叫家长。那些男生根本不怕老师，做了几个鬼脸就跑了。”
“我蹲下去帮琬盈捡铅笔，发现她的铅笔都是一小节一小节的，像是捡别人用过的。”
“她的膝盖一直在流血，我把她带到办公室帮她擦药，问她同学们欺负她多久了。她说不记得了。”
“我问她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她说他们警告她，如果敢告诉老师，就把她推到河里淹死。”
“我真是心疼，又问她为什么不告诉家里人。她轻轻地说，爸爸不管我。”
“我问她，那妈妈呢？她说，妈妈也不管。”
“那是我第一天去琬盈的家里，本来是想着找她的父母谈谈。可到了那个家里，我才发现，琬盈的日子比我想象中更苦。”
“她在那个家里就像个小奴婢，回到家，她放下书包就去厨房做饭，做完饭又去门口洗衣裳，全家人的衣服垒得高高的，就等着她放学回来洗。”
“她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叫周礼，一个叫周仪，她爸没什么文化，这俩名字特意花钱请别人取的。”
“我当时看着小姑娘在厨房忙进忙出，只觉得心酸，跟她爸爸说，想帮她改个名字。女孩子叫那样一个名字，实在很可怜。”
“她爸根本不管琬盈，就说随便。于是我特意跟学校请了个假，抽了个周一带着琬盈去了趟镇上的派出所。”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琬盈笑，小姑娘连笑都是那样腼腆害羞，但我看得出来，她很喜欢自己的新名字。她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下课的时候悄悄地塞给我。她在信上写，陈老师，你像我的妈妈一样，我很喜欢你，希望你永远健康平安。”
那是周琬盈第一次写她的新名字，她在信纸的落款一笔一划地写下：琬盈。
在名字后面画了一张小小的笑脸。
陈惠云说到这里，忽然流下了眼泪，说：“可我能为琬盈做的实在太少，我能为她改一个名字，却不能改变她的命运。”
“她在家里常常挨打，饭做得不好吃要挨打，衣服洗得不干净也要挨打，她爸在外面务工，回家心情不好也要踹她两脚。”
“冬天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到了夏天穿短袖短裤的时候，就能看到她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常年没个好的时候。”
“问她疼不疼，也摇头说不疼。”
“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她到学校来上课，上着上着耳朵忽然流血。我当时吓坏了，赶紧带她到县城的医院去检查，检查结果出来，才发现她有轻微的脑震荡。”
“后来回到学校，我问一个跟她做邻居的同学，我才知道，她在家里扫地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她爸爸一瓶要送给别人的酒。她爸爸一巴掌扇在她的脑袋上，把她扇晕过去。当时要不是邻居拦着，她爸几乎要把她打死。”
“到了三年级下，她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家里缺人干活，她奶奶和她爸就不准她再上学了。”
“原本她也是没有机会上学的，那时候村里普及义务教育，琬盈才得到机会去学校。她妈妈生下弟弟，她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又被剥夺了。她爸和她奶奶要她在家里带弟弟，她那个时候九岁多，不到十岁，自己还是个小孩子，背上就背着个小男孩。”
“我和校长到她家里，想给她父母做工作。她妈妈那时候又怀孕了，嫌我们碍事儿，骂我们多管闲事儿。她爸是个混子，我们多去了两次，后来再去，她爸就拿棍子打我们。”
“琬盈刚开始还悄悄跟我说，想回学校上学。后来我被她爸推到地上，手臂骨折了，在医院住了几天。后来，我再上门，她就悄悄跟我说，陈老师，你以后别来了，我不想上学了。”
“她悄悄塞给我一颗糖果，那糖果不知藏了多久，被她捂得热热的，塞到我手心里，已经化软了。”
“她朝我笑，说，陈老师，我会永远记得你。”
陈惠云一边回忆一边抹泪，“在那种地方，学校能给到的帮助其实很有限。后来我常去看琬盈，给她带一些书本，勉励她即使不去学校也要尽量地学习。每次去看她，她都背着小弟弟。见到我的时候，她总会笑，温温柔柔的，跟我说她最近又学了什么。”
“我看她给弟弟换尿布，那个动作比大人还要娴熟。”
“后来，我支教期满，要离开洛云村，很想把琬盈带走。可她父母健在，我不可能把人家的孩子带走，且我自己的能力也实在很有限。”
“后来我每年都回洛云村看琬盈，看到她一年一年长高，出落得亭亭玉立。她每次见到我都很开心，跟我说，她过得很好。我每次离开的时候会悄悄塞点钱给琬盈，她知道我丈夫生病需要花钱，每次都不肯收，只肯拿十几二十块的零钱。”